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王建安的革命风范和磊落人格，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凡是和他接触过的同志，对他两袖清风地为人民办事的优良作风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建安常说，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做人民公仆，要讲廉洁，首先应从党的高级干部做起。他的爱人牛玉清1955年从部队复员，后来有几次机会可以再穿上军装，并且这种情况已有了不少先例。于是，有位领导同志向他建议：也给玉清办个手续吧！王建安却坚决拒绝了。他调军委工作以后，组织上考虑他5个子女全在外地工作，打算调回一两个到身边照顾他，但他坚决不让。他说，子女在哪儿参加工作就在哪儿干，不能借故调进大城市。直到他逝世，他的子女全都在外地工作。

　　在生活上，王建安坚决反对搞特殊。他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医生要他少吃猪油。可他家客人多，按标准供应的植物油又不够吃，秘书通过管理部门在地方粮店买了10斤花生油。王建安知道后严肃指出：“高级干部免票买几斤油，看起来不是大事，但却超出了规定范围。如果高级干部都这么做，岂不把党风带坏了！”直到秘书按议价油向粮店补了钱，此事才算了结。

　　王建安下部队，历来反对事先打招呼。有一次，他去自己工作过的老部队检查工作，部队领导一看老首长回来了，决定请他吃顿饭。开饭时，他一进饭堂，看见杯盘碗碟摆个满桌，马上说：“不是说便饭吗？这能叫便饭？中央三令五申不让请客送礼，我们高级干部不带头，中央的指示就没办法落实，把酒菜撤下去吧！不然的话，这顿饭我就不吃了。”部队领导露出为难之色，再三强调说：“既然准备好了，就下不为例吧！”王建安说：“不能搞下不为例，事情很好办嘛，酒未开瓶，收起来；菜，卖给隔壁的干部灶。”直到撤去额外的酒菜，他才拿起了筷子。王建安常说，不能把吃吃喝喝看成小事，要端正党风，要讲廉洁，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也不能放过，领导干部要时时处处给群众做好样子。

　　一次，王建安到江西南昌某部调查研究。工作完毕，秘书建议到井冈山看看，他回答说可以。当王建安知道有关部门要从南昌调专车，便断然取消了上井冈山的计划。他说：“上井冈山不是工作需要，咱不能浪费这几百里路程的汽油。”

　　还有一次在某师调研期间，某团里晚上放电影，王建安也来“凑热闹”。当他看见电影机前中间位置赫然摆一排“首长专座”——条桌、藤椅、茶缸、水瓶，应有尽有，而普通士兵都坐在被包上。王建安问团领导：“你们摆这个干什么？”回答是：“首长喝水方便。”王建安问：“两个小时不喝水就会渴死？战士们都带了水瓶茶壶没有？”团领导曰：“首长年纪大。”王建安不悦地说：“你们要坐你们坐，反正我不坐。”言罢，拿上自己带的小凳子，到士兵中间坐下。全团官兵看到这一幕，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上海延安饭店为部队中转的饭店，南京军区曾规定师、军以上军官在该饭店11楼小餐厅就餐的给予一定补助，随行人员（含家属子女）在1楼大食堂就餐，没有补助。但由于牵涉到军师级干部，这个规定在实际中难以执行。一天，王建安和家人下榻延安饭店。当他到11楼就餐时，家属、子女、秘书、司机等都随他入席。王建安不悦，断然将他们都赶到1楼。

　　1980年8月，几位老战友、老部下得知王建安一个月前已经离去的消息，都为之震惊：“建安同志什么时候去世的？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啊？”王建安的老战友、老部下，大家互相追问，回答都是三个字：不知道。大家最后一致抱怨王建安的爱人牛玉清，为什么没通报一声？可后来他们才知道，王建安去世的消息不仅他们不知道，连他在外地的5个子女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不幸病逝。在去世不久前，王建安同夫人牛玉清以及工作人员一起看电视，当他看到一位外国政府首脑的葬礼时就说：“现在，我们有的追悼会越开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费。我死了以后，就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在自己病重的时候，他又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所以，王建安去世的当天，牛玉清就向组织上反映了王建安生前的嘱咐，建议按照他的遗愿办。几个孩子从外地赶回来之后，他们开了个家庭会，最后形成了五个“不”：第一，不开追悼会；第二，不送花圈；第三，不组织向遗体告别；第四，不通知生前好友；第五，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8月4日，《解放军报》以《赞丧事新风》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赞扬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和他的家属办丧事一切从俭节约的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