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常说：“一个领导者，如果只满足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既不作调查研究，又不听取下级反映的意见，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久而久之，就会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变成瞎指挥的官僚。”因此，无论是在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还是后来担任中央军委顾问，他都十分重视调查研究。

　　王建安年纪大了，长期的戎马生涯，过度的劳累，使他身患腹主动脉瘤、高血压和心脏病。医生一再嘱咐他，不要爬山，不要跑路，不要劳累，要注意休息。然而从粉碎“四人帮”到他1980年逝世的4年间，王建安每年搞调查研究的时间不下四五个月。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几乎其它各省都走遍了。

　　王建安搞调查研究，最反对的是前呼后拥，层层陪送。有一次，王建安在福州部队某师进行调查，军领导非要陪他下去不可。王建安几次劝说不要陪伴，可这些领导同志总觉得不陪有些过意不去。最后，王建安激动地说：“你们要去我就不去了！”王建安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顶头上司，你们往那儿一站，人家就不敢讲话了。而要真正改进工作，就要听一听群众的心里话，这样对你们有好处。”说完，他独自一人乘吉普车下基层去了。一次下连视察时，王建安同战士一起端着大碗，吃一样的饭菜。秘书立刻拿出照相机，想把这一镜头照下来，却遭到了王建安的制止。他说：“我们到连队吃饭，是为了了解战士的生活，不是为了摆样子，有啥好照的。”

　　1978年4月的一天，王建安来到南方一个城市驻军调研。他让秘书事先打电话通知某部6连所在的部队值班室：“明天上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王建安到6连调研。”并传达了王建安不要陪同、不给连队找麻烦的意见。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王建安乘坐的小汽车就在营门外停住了，他特意嘱咐司机要等起床号响后，车才能开进营区，而自己却下车健步朝连队走去。

　　忙累了一天的基层官兵们此刻还多在梦乡里，王建安独自来到连队操场、猪圈查看。年轻的饲养员性格很开朗，见一位老军人来了也没在意，王建安问一句，他回答一句。当他弄清面前这个老头并不是他们部队的直接领导时，说话更随便了。王建安问：“小伙子，你养的猪够肥的，每周能宰一头吗？”“不行！按上级规定，存栏猪要达到连队人数的三分之一。上个月宰了两头，达不到规定的数，为应付参观检查，从旁边那个连队的猪圈借来3头。硬凑在一起的猪不合群，把耳朵都咬裂了。”与饲养员交谈过后，战士们已经起床了,王建安朝士兵宿舍走去。连队的内务卫生真是整齐划一，床单平整得像刚熨过一样，棉被叠得有棱有角，有的还压上一个方凳。王建安顺手摸了摸方方正正的被子，感到有些潮湿，就嘱咐士兵把被子抱出去晒晒，听到的回答却是：“那可不行，一晒就叠不整齐了，今天军委首长要来检查。”

　　王建安又来到操场，没有看见出操的队伍，只是看到手拿扫帚、肩挑水桶的士兵在清扫操场。他顺手摸了一把生锈的单杠和落了一层浮土的双杠，问为什么不训练，听到的回答仍然是：“今天军委首长要来参观、检查。”早饭过后，军、师、团、营领导陆续赶到6连，来迎接和陪同早已到场的王建安。在王建安的劝说下，陪同人员渐渐离去，王建安只和连队官兵一起开座谈会。会上，战士们畅所欲言，把心中想说的话都掏给了王建安。这次视察部队结束后，王建安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呼吁要大力反对形式主义，“搞这种八路军糊弄八路军的把戏，平时可以马虎过去，打仗要付出血的代价！”

　　有一次，王建安听说一个部队训练成绩非常好，其它工作也很拔尖，决意到这个部队走一走，掌握点第一手资料。到部队跟战士一聊，发觉典型经验中掺了不少假的东西。比如训练，一部分人练这个课目，另一部分人练那个课目；成绩不好的，上边来参观时，干脆不准到训练场。再比如养猪，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要凑够一定的头数，暂时向别的单位借猪。靠这类办法，这个部队工作样样走在“前”。可上级有关部门对这类情况却熟视无睹，还反复宣传这个部队的经验。王建安了解清楚后，一边严肃地批评了这个部队的领导，一边写出了关于这个训练典型的调查报告。

　　1979年11月上旬，王建安到福州部队步校住了五天，其中用三个半天和学员一起，坐着小板凳听教员讲课，其它时间分别召开了老学员、新学员、教员、学校领导等四个座谈会。他每天清晨，到操场看学员出操，还抓紧一些间隙到靶场、战术演习场、宿舍、伙房、饭堂和菜地，边看边同干部战士谈心。因此，虽然王建安在步校时间不长，了解情况却很多很细。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质量、教员配备和学员选调，直到后勤保障，甚至教员加班备课需要夜餐的问题，他都摸得清清楚楚。有些问题，学校自身可以解决的，他同校领导一起研究了办法；有些问题需要上级解决的，他向军委写了报告，使大家反映的意见和要求条条都有着落。

　　在这个师调查期间，一天清晨，部队还没有起床，王建安已经来到某连了解情况。他先看了猪圈和菜地，然后看望了正在准备早餐的炊事班，看了干部战士的队列表演，在连里和战士一起吃了饭。王建安发现大米饭煮得不太熟，茄子、土豆炒的味道也不好。他和战士交谈，从这顿饭谈到连队经常伙食情况，从炊事员的烹调技术谈到炊事员变动太快，新手太多，有的同志提出希望老炊事班长留队转志愿兵的建议。王建安高兴地说：“这个建议很好嘛，红军时候许多炊事班长都是长着胡子的老同志，他们关心同志，改善生活很有办法。”就这个问题他同各级领导交换了意见，最后写进给军委的调查报告里。

　　在王建安去世的1980年，作为中央军委顾问的他仍有78天时间赴外地搞调查。这段时间，先后给中央、中央军委、中纪委写出了12份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报喜又报忧，有情况，有分析，有批评，有建议，反映的是广大基层群众的呼声。这些调查报告生动地反映了部队的实际，反映了群众的呼声，有情况，有分析，有解决的措施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