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延庆

　　伟大的抗战精神渊源有自，是五千年来中华文化优良传统、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继承发展和新的升华。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当然，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条件的不同，特别是“国”的实质和形式的演进，疆域范围的改变，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等等，爱国主义的内涵和外延、爱国主义的表现形态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所谓爱国多指爱各自所属的诸侯国。秦汉以后，则是大一统的华夏封建帝国，而且爱国与忠君往往联系在一起。所谓“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南朝·宋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以文天祥为标志，爱国与忠君的观念开始分离。到了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满清政府日益腐败，反帝反封建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题，爱国与忠君观念，最终彻底地分割开来。不论爱国主义的内容和形态如何变化，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赖以生息的祖国的这种最深厚的感情不但绵延不绝，而且与时俱增。从公元前660年许穆夫人为救卫国而“载驰载驱”（《诗经·载驰》）；秦国人民为抵御外族入侵而喊出：“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诗经·秦风·无衣》）；申包胥泣血秦庭，救了晋国而谢绝赏赐；屈原以身殉国；汉代马援喊出“男儿当死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的豪言壮语，为东汉王朝靖定四边，62岁死于战场；东晋祖逖中流击楫，誓复中原；岳飞、文天祥等著名爱国历史人物的精神和事迹更为人们耳熟能详。爱国志士、民族英雄，代不乏人。诚如唐崔颢的诗句所言，“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

　　中华民族从古代到近代形成了丰厚的爱国文化及崇高的民族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在其主要方面都与之一脉相承。岳飞、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夏完淳等历代民族英雄坚决抵抗异族入侵、誓死不当亡国奴，表现出凛不可夺的民族自尊精神；“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诗经·小雅·常棣》），数千年来，以其强大的凝聚力，感召了无数华夏儿女齐心合力共御外侮；孟子概括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策励着代代爱国志士不畏强暴，誓与敌人斗争到底，他们“临难不苟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种英雄气概，在历代反对异族入侵特别是近代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都有光辉的表现。至于坚持正义、自觉为国家贡献力量以至毁家纾难的奉献精神更不鲜见。正是这种优秀的民族品格、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累经艰厄而不隳，在近代则避免了象有些国家和地区那样完全沦为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地的命运。在空前残酷、惨烈的抗日战争期间，更升华为以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以及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为内容的抗战精神。

　　伟大的中国抗战精神与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精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两支精神奇葩，有了这种精神就会誓死抵抗、血战到底，不达胜利决不休止。西欧战场特别是法国战场则与此大相径庭。英、法、荷、比联军的总体实力不弱于德军，步兵师、坦克、火炮、作战飞机的数量还略占或明显占优。但是荷兰5天投降，比利时18天投降、拥有号称世界第一流陆军的欧洲大国法国才46天，即宣告投降。在德法之战中，德军付出死亡27074人、失踪18384人、受伤111043人的代价，法军则死亡8.4万人，受伤12万人，被德军俘虏150万人。二战史学者分析法国惨败的原因时，多指出法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英法同盟各顾各，缺乏互信；长期推行绥靖政策的恶果；战备不足；军事理论保守落后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其失败的原因，但如果向更深的思想文化层面透视，还有一个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缺乏象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那样一种精神支柱。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透射出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固然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在面对法西斯侵略、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从法国政府到法军官兵弥漫着失败主义雾氛，未经坚强抵抗、即将巴黎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巴黎陷落后，法国仍然拥有可观的军事力量、大量有效的抵抗手段和回旋余地，完全可以继续抗击，但他们不此之图，法国第二集团军群等部在法国东北部被德军合围，自认为抵抗已经无效，竟自动放下武器，50多万人，一下子成了德军的俘虏。在二战中，西方国家数以十万百万计、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比较轻易地就当了俘虏，被俘者虽不以为荣，也不甚以为耻，其国内社会对此也不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这种现象除了政治和纯军事方面的原因以外，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如战争文化、生死文化，特别是对人的生命价值、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认知与把握之不同则不无关系。笔者无意于在此轩轾两种文化。但是否具有中国人民的这种抗战精神，直接影响到反侵略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则早已为历史所检验。由于缺乏各党派齐心合力、共同抵抗纳粹侵略的团结意识、缺乏血战到底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斗志，尽管法国有强大的陆军和当时占世界第三位的舰队，仍然难免失败投降、国家发达富饶的大部分地区被德国占领、政府成为德国傀儡的命运。中国却以简陋的装备、窳劣的武器，苦斗八年，赢得了近代反侵略战争以来第一次完全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除了其他诸多因素以外，伟大的抗战精神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致胜因素。

　　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值得炎黄子孙永远继承和弘扬。这笔财富，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就不会失去其价值，但是却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被人淡忘而缩水。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一个时期，没有人提抗战精神，也很少提其他什么精神，但是抗战精神以及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切优良革命传统却象日月吐辉、水银泻地一样自然无形地渗透着、影响着国家的社会生活，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由此而形成了良好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社会风尚。不论是在丰稔之年、繁荣时期，还是抗美援朝、国民经济暂时困难那样的非常时期无不如此，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度出现了数以十万、百万计的饥民流动，如果是在历代王朝时期，通常是极其凶险的，但是在当时，六亿人民相信党中央、相信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能够与他们同甘共苦、带领他们共度难关，因而勒紧裤带，一心一德，比较平稳地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而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我国现在的经济水平、物质条件与那时不可同日而语，但社会风气反而不如当时，有的地方，不和谐因素比那时不少，甚至更多。究其原因，虽然有改革中转轨转制所带来的难以避免的“阵痛”，但主要是社会成员特别是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淡忘或丢掉了包括抗战精神在内的党的优良革命传统，丢掉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不同，物质财富消耗一点、丢失一点，通常仅仅意味着减少一点，而精神财富的丢失则同时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负面因素的增加，而且物质财富的短缺容易弥补，精神财富一旦缺失，则往往一代、几代人也难以恢复。

　　抗战精神的淡忘或消减也有一个客观原因。新中国建立半个世纪以来，虽然经历了抗美援朝、台海战事、中印、中苏、中越等几次局部的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但都不是全国性的战争，直接紧迫的外国入侵威胁，暂不存在，承平日久，难免产生天下太平的心态，而这是危险的。古人云：“天下晏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系辞下传》）。“居安思危”（《春秋左氏传·襄公十一年》），历来是中华民族的警世格言。当今“台独”势力为了摆脱其在岛内的困境，在国际反华势力的默许甚至纵容支持下，悬崖滚石、疯狂冒险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东突”分子等民族分裂势力的活动未曾停息。日本政要一再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右翼势力“厌华”、“仇华”的势头有日见增长之势，他们绝对人数虽不很多，但其政治、财金能量很大，而且有一定的社会基础。2006年4月28日，日本内阁通过《教育基本法修正案》，这是1947年该法公布以来首次修改，重点是要加入“爱国心”这样的内容。一国政府要教育该国学生爱自己的国家，这本来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在日本，“爱国心”并不同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般意义上的爱国。目前，日本右翼活动是打着“爱国”的旗号，当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本舆论也是疯狂地打着“爱国”的旗号，联想及此，不禁使人不寒而栗。尽管日本政要说他们参拜靖国神社是带着“永不再战”的誓言去参拜的。发誓“永不再战”，自应肯定，但今后是否再一次发动侵略战争不是一句空头誓言能保证得了的，必须有切实具体的政策及政治举措，乃至象德国那样制定并坚决执行严禁一切新纳粹活动的法律，才能真正保证践诺。笔者十几年前在一次有日本学者参加的座谈会上说过：日本政界多的是政客，缺的是能够不囿于一党一派一己的私利，从日本民族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把握亚洲和世界的大势，作出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和外交政策的政治家。有些政客惯于玩弄“鸵鸟哲学”或小孩子把戏，一边否认发动侵略战争，美化侵略战争，谋求修改宪法第九条，不断地拜“鬼”，加剧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一边说，他们很“乐观”，相信能够得到中、韩等亚洲国家的“理解”。这种自欺欺人的伎俩怎么能赢得亚洲国家和世界人民的信任。

　　我们现在讲继承和发扬抗战精神，当然不是说马上就要再打一场反侵略战争，但是不能不树立忧患意识。谈及忧患意识，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只是国家领导人或某些杞人忧天的知识分子的事，这是错误的。太平盛世也要保持深刻的忧患意识，这本来是我国爱国主义的一个优良传统，不论身居庙堂，还是僻处乡野，“位卑未敢忘忧国”。杞人忧天，庸人自扰，固然不好，目光短浅，麻木不仁，尤其要不得。要科学地分析形势，知彼不易，知己尤难，越是在和平时期，越要夷中知险，安处见危，洞烛机先，对内忧外患，保持警觉，预作绸缪。“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柳宗元：《敌戒》），心中的忧患之弦不能放松。另一方面，也不能犯政治幼稚病，遇事过度反应，走上狭隘民族主义一途。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民族精神的教育存在两种偏向，一是在抗战胜利或抗战中的某些重大事件××周年纪念期间，大张旗鼓，过后则偃旗息鼓。一是教育的对象主要针对学生、广大青少年，这当然是对的，但不少中年、甚至某些老年的所思所言所行与抗战精神相悖的现象并不罕见。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些人对那些闪烁着抗战精神光芒的英雄壮举和高尚行为，不以为荣，反以为傻，或者认为别人的高尚行为都是作秀。这种是非不分、荣辱颠倒的现象在不少场合成了“正常”的，反之倒是不正常的。有些领导干部讲爱国主义教育是对群众说的，自己似乎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实际情况大谬不然。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而那些尸位渎职的庸官，为了升官晋阶，大搞劳民伤财的个人政绩工程者，那些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者，更有甚者，那些官商勾结、官煤勾结、官×勾结、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白手拿鱼”的人也可能侈谈爱国主义、抗战精神，但他们是真正的害国者、祸国者。在这些祸国者把持的地方和部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尖锐，一旦发生重大的社会震荡，还能指望那些受损害的人民群众象抗日战争时期那样毁家纾难，舍弃亲人、拼上性命去掩护党员干部、掩护八路军战士吗？“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顺乎民心，合乎民意。各级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者真正勤政为民，廉洁自守，开拓进取，才能有百姓的富足雍熙、社会的安定和谐，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要对人民群众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民族精神的教育，首先要加强对领导干部这个群体的教育，才能产生强大的感召力、说服务、带动力。

　　伟大的抗战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有关学者在学理上自应深入挖掘，充分探究，贡献于社会，但尤其要着重于实际践行。任继愈先生说：“越是抽象的越要具体”，我于抗战精神亦云然。

　　（作者：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