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炳元，1913年生于河北省文安县胜芳镇一富商之家。父亲在天津经商，他自幼读书，于1930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他生活朴素，对人诚恳，学习作事认真扎实，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同学。有一次，他得到奖学金200元，全部捐给了南开中学图书馆和体育部。他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极端仇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并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文章给予揭露和批判。他接受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影响后，参加了秘密读书会，参与编辑出版了《活路》刊物。他被选为进步学生会负责人，是天津“一二九”、“一二六”爱国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经常出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1936年4月。张炳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人生途程的“新阶段”。同年他从南开中学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七七事变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毅然投笔从戎，从北平经天津、青岛，辗转到济南。
张炳元到济南后，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了北平与天津。日军沿津浦路南下，很快占领德州、临清等城市，聊城岌岌可危。驻守聊城的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自抗战爆发后，表示赞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此，中共山东省委通过上层关系，以国民党第三路军政训处名义，派张炳元等共产党员到聊城保安司令部政训处任政训干事，帮助范筑先发动民众进行抗战；随后又从中共掌握的第三路军政训班派出了一批学员到聊城任政训服务员。
张炳元等人赶到聊城保安司令部政训处报到后，看到城内各商号已关门停业，大街小巷萧条冷清，人心恐慌，便立即投入到宣传发动民众的工作之中。他们首先组织起一支宣传队，深入到城内各主要街道，高唱抗日救亡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在街头发表演讲，历数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罪行，痛陈民族生存面临的危机，号召各阶层民众立即行动起来参加抗战。与此同时，他们还连夜赶排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文艺节目在街头演出。张炳元在《放下你的鞭子》剧目中扮演香姑娘一角。经过一连数日的宣传鼓动，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全城很快地出现了一个争先参加抗战和支援抗战的高潮。
10月中旬，聊城北面的高唐县又被日军攻占，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命令范筑先急速带领军政人员向黄河以南撤退。范筑先迫于“上命难违”，不得不决定10月16日夜撤退。
这天下午，张炳元刚从城外宣传回来，就得到了准备撤退的通知。他听了，怎么也想不通，就跑到专署大院想问个明白，只见那里一片混乱，人们正在整理行装。他返身又跑到240名政训服务员落脚的第二中学，只听得服务员们也正在议论撤退的事。
张炳元感到情况紧急，他立即召开了党小组会议，大家分析了形势，认为范筑先部一时迫于压力，可能是不得不撤退，但是240名政训服务员中有不少是平津流亡学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抗日热情很高。于是决定立即动员，争取更多的服务员们留下来守卫聊城。
动员时，张炳元激动地向在场的政训服务员们大声疾呼：“朋友们，我们大家都是为抗战而来，决心献身于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能够在敌人未到而先撤退吗?不能，决不撤退!我们要守土抗战，誓与聊城父老共存亡!……”
听了张炳元的话，学员领队很激动，也登台发言作了动员。这时，学员中有人喊：“愿留下抗战的站出来!”话音一落，忽啦一下子有42人挺身站了出来，他们迅速整好队，在张炳元等共产党员率领下，高唱着《救亡进行曲》，与城中部分青壮年一道去守卫聊城四门，接替了保安营300多人的城防任务。
范筑先没想到在这危急的时刻，有那么多赤手空拳的青年愿意留下，凭着一腔热血坚决守城抗战，深为青年们的赤诚爱国精神所感动，当即发给了守城人员枪支弹药和部分现款，而他自己虽然奉命于当夜率部撤离了聊城，但只是撤到了黄河渡口，并未过河。后来得知占领高唐的敌人尚未南侵，守城青年却遭到溃军齐子修匪部的袭击，于是他率军重返聊城，并通电全国，决不南退。
一百多名政训服务员也随范筑先返回聊城，张炳元非常高兴，急忙率守城战士出城迎接。大家虽分别几日，然而，战友重相见，却倍觉亲切。
张炳元自从来到鲁西北，工作非常紧张，生活也非常艰苦。他看到有的同志缺衣少被，就把自己带来的被褥、毛毯、毛衣等分送给了大家，最后自己仅剩下了一条被子和一件大衣。这时，张炳元写了一封家信，他将自己来鲁西北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如实地告诉了父母，不料却引起了父母的焦虑。张炳元是独生子，父亲在天津经商，家里一直过着较宽裕的生活。当他的父母从来信中得知儿子到了鲁西北过的苦日子，怎能不牵肠挂肚!张炳元在信中说自己“完全变了样”，他的父母就想像儿子一定是到了穷困潦倒、狼狈不堪的地步。不久，张炳元收到堂兄张惠卿的来信，方知父母亲友对他的信“错会了意”。他立即给堂兄写了回信，以解除父母亲友的焦虑。他写道：“我的物质生活虽苦些，可是我的精神很愉快。我带出来的东西多分送给了我亲爱的战友，我们共赴国难，同甘共苦，这是我最感高兴的。我们终天在忙，在作活，还经常遇到困难事、麻烦事，但我们确实很快乐。”这封信表达了他为救国以苦为乐的革命情怀。
转眼到了冬季，冀南大平原的西北风肆虐无羁，天气陡冷。张炳元将棉大衣紧裹在了身上。一天，政训处决定赵忠民到范筑先刚收编的武装支队去工作。晚上，张炳元去找赵忠民谈心，给予鼓励。谈话中了解到赵中民需要大衣，他当即将棉大衣脱下，披在赵忠民身上。赵忠民急着说：“这不行!你总是照顾别人，不顾自己，就剩下这件大衣了，我再穿走，让你挨冻怎么成!还有，你……”“不要说了，时间不早了，赶快休息吧，你明天还要赶路。”张炳元硬是把自己的大衣留给了赵忠民。张炳元走了，赵忠民望着他的背影，不禁热泪盈眶……
1938年1月，张炳元调到莘县战委会工作。春节前，战委会的民主人士刘玉珂先生踏着冰雪去找张炳元商议事情。进屋后，只见张炳元正伏案疾书，便不声不响地坐到了床上。刘老先生刚一坐下，便觉得这床硬硬的坐着不舒服。待掀开床单一看，原来床单下没有褥子，只铺了一个麦秆垫子；再看床上，也只有一条被。“这怎么能行?年轻人，这会冻出病来的!”刘老先生不由心疼得吵嚷起来。第二天，刘老先生拿来五元钱递给张炳元说：“买点布，做条褥子吧，身体要紧!”不料，张炳元却谢绝了，他认真地说：“现在大家都很苦，为的是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我还年轻，又练过武术，体格壮，您老就放心吧。再说，这以后的环境可能会很残酷，现在正该好好锻炼锻炼啊!”刘老先生听后，深深地点了点头，钦佩之至。从此刘老先生兴奋地逢人便说：“我们的国家有这样能吃苦的好青年，共产党里有这样能吃苦的好党员、好干部，中华民族有希望!”
张炳元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身份在莘县工作一段后，于1938年4月被选为战委会主任。他领导组织了农民互助会，开办了干部训练班，建立了各级抗日政权，各项救亡工作都搞得轰轰烈烈，使莘县一时成为鲁西北的模范县。
由于范筑先将军与共产党密切合作，使鲁西北的抗战出现了喜人的局面，抗日武装很快发展到5万余人，先后收复了30多座县城，创造了平原游击战的经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笔写信致范筑先将军，给予鼓励与慰勉。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千方百计破坏抗战，他们不惜与敌伪相勾结，极力削弱、打击和出卖抗日力量，以至于使聊城于1938年11月15日失陷，范筑先将军壮烈殉国，许多共产党员和700多名将士血染城池，鲁西北陷入了惨痛的灾难之中。
在这危难之时，张炳元被任命为中共鲁西北地委书记。他深知自己所肩负的担子的分量，为了重振鲁西北抗战雄风，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张炳元认真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深入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扩展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并提议将十支队改名为“筑先纵队”。
1938年12月17日，国民党顽固分子唆使莘县反动分子发动暴乱，杀害了莘县县长、共产党员吕世隆。张炳元得知后，气愤至极，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找到逃亡到本区的国民党山东省民政厅长李树椿，要他惩办凶手，结果反被李树椿软禁起来。当时，国民党顽固派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加害张炳元，随即又将他释放了。血的教训使张炳元认识到，希望决不能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坚决打击国民党的顽固势力。
自聊城失陷后，鲁西北的局势是极为严峻的，张炳元不知疲倦地工作，善与人谋；在处理问题时，冷静、认真、公道。这些作风和品质，使他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团结了全区的同志和各阶层民众，迅速恢复和发展着鲁西北的抗日根据地。
随着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张炳元成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心腹大患，他们处心积虑要拔掉这颗眼中钉，曾指使颇具姿色的女子左艳妮施以美人计，遭到失败后，又阴谋重演杀害吕世隆县长的故伎，但由于张炳元常随部队在农村与敌周旋，飘忽无定，致使他们一时难以得手。
1939年7月14日，张炳元率少数地委干部夜宿莘县化庄村，不慎被国民党顽固派马泽远部侦悉，他们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乘夜包围了化庄村，并派出特务人员装扮成八路军，于黎明时分混进了村中。这些特务分子打着手电，佯为关切地喊着“炳元同志在哪里?有事商量”，以此骗过了警卫战士。然后他们突然冲进院中，猛烈地向院内开火射击。张炳元当时正睡在院内门板上，惊醒后仓促举枪还击，不幸被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里。时年25岁。
张炳元遇害牺牲的恶耗，震惊了鲁西北的党政军民，大家悲愤填膺，为党失去这样一位优秀而年轻的领导干部而惋惜，而痛哭……
张炳元虽然过早地离去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却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永远激励着后来人奋勇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