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内的大生产运动，是敌后抗战进入困难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为战胜严重的物资困难，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状况有一个根本好转，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仅克服了经济上的困难，巩固了根据地，支持了敌后抗战，而且为大反攻准备了雄厚的物质条件。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主要的压力放在敌后战场，对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并实行经济封锁，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和天灾的侵袭，使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根据地严重困难形势出现后，原来各地小规模的生产运动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只有在根据地内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才能解决军需民用的大问题。为了克服极端严重的物资困难，坚持持久抗战，中共中央向根据地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各根据地广大军民积极响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8年12月到1942年底。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共行为日益表面化，中共中央感到外援的不可靠，便在1938年12月20日《新中华报》社论中发出了“广泛开展生产运动”、“保证各地区物资供应的自给自足”的号召，要求“努力提高工农业的生产力，激发工农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并发动各级党、政、军及各群众团体中的全部工作人员、各部队的指战员，“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才能保障战时物资供给”。1939年2月，毛泽东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指出，要解决陕甘宁边区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的党内指示再次指出了根据地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长期性和重要性。于是生产运动从陕甘宁边区到敌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起来。第二阶段从1942年底到抗战胜利。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为会议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1943年3月4日，陕甘宁边区召开党政军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大会之后，陕甘宁边区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为了把大生产运动推向各个根据地，1943年10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明确提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同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号召在大生产运动中组织各种互助组织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样，从1943年冬季开始，各个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就更普遍地、更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并取得巨大的成绩。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领导下，也积极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1941年和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极端困难的阶段。1940年日军在山东的总兵力约为36000余人，伪军达8万人。到1940年底，日军几乎占领了山东所有县城，控制了全部铁路和将近5000公里的公路，建立据点1156个，对山东各区实行分割、封锁。1941年到1942年，日军集中兵力对根据地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扫荡”，其中，千人以上的“扫荡”43次，万人以上“拉网合围”的“扫荡”6次，“扫荡”时间一般在一个月以上。日军残酷的“扫荡”使山东根据地遭到严重的“蚕食”，1942年较1940年根据地面积缩小约1／3。1942年底，敌据点增加到3700多个，公路增修到6900余公里。这时的山东，敌伪据点密布，公路和封锁沟墙纵横如网，抗日军民的机动回旋余地缩小，衣食军需用品极端缺乏，根据地军民遇到极大困难。为了解决困难，坚持抗日，1943年10月，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布命令，决定立即着手准备明年实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1943年冬到1945年，中共山东分局、省政委会为推动大生产运动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当时的抗日根据地来说，大生产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增加粮食和日用品，而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解决衣服、纸张等日常用品的原料供给都要靠农业，森林的培育、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革命战争需要的财力物力，大部分来自农民，农民又是革命军队的主要来源。因此，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就必须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坚持以农业为主体的各项生产事业全面发展的方针。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40年年底，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颁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但当时除了鲁南的沂蒙山和泰山区部分地区实行外，多数地区减租减息还只是一个宣传口号。严格讲来，山东减租减息工作是1942年才开始的。1942年3月，刘少奇代表中央到山东检查工作，经过调研后作出指示：“在当前，减租减息就是山东的中心工作，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都来抓。”在他的指导下，中共山东分局于5月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和《关于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工作的补充指示》，指出没有认真执行减租减息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群众未能足够发动的主要原因，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是今后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的斗争任务，各级党政军民必须抽调一切可以抽出的干部，组成工作团深入乡村，采取“中间突破，四面开花”的方法，做好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与发动群众的工作。同时，山东省战工会公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和《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分局还决定以滨海区莒南、临沭为减租减息实施中心县，抽调干部300余人组成工作团，分赴两县进行试点工作，创造经验，推动全面。到7月下旬，滨海区已有93个村、3155户、28250亩土地实行了二五减租，全区借粮10万余斤，7860名雇工增加了工资。在中共山东分局指示和滨海区试点经验的推动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其他地区的减租减息增资工作也普遍开展起来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山东实行减租的有18294户、393482亩，减粮6207283斤；实行减息的仅清河区就有151户，折合减粮25348斤，减款111034元；增资达40406人，增粮折款8192960元，增资款23016元。1944年1月1日，《大众日报》发表《新年献词》，指出：在新的一年里，要把千百万群众真正组织起来，这是巩固根据地的中心问题，当前要完成减租减息任务，开展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
　　到1945年9月统计，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在山东23417个村中，实行减租减息的占64％，未减租减息的主要是新解放区。山东抗日根据地掀起的减租减息的高潮，激发了广大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巩固了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增加了，发展生产的中心环节主要是如何组织劳动力。山东根据地的领导也认识到：组织起来是大生产运动胜利的关键。因此，要求各地坚持在自愿参加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下，以搭牲组、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换工和互助。各地基本上都贯彻执行了这些指示，并通过耐心教育、典型示范等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使互助合作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到1944年，已经组织起各种互助组织64200多个，共38万余人。有些县，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占本县人口的10％至15％，仅胶东区就有搭牲互助组31050个。各地区还在运输、纺织、医药、渔业等行业，以劳力、实物、资金等入股办法，组成专业的或综合性的生产合作社。到1944年，已组织合作社2000多个（其中纺织合作社1200多个），资金达2000余万元。这样，就推动了全根据地内生产高潮的迅速形成，使根据地的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为了增加和积蓄物质力量，山东抗日根据地还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提出的生产与节约并重的方针。1942年，山东党政领导向全区发出了“发展农业、手工业，开展贸易，稳定金融，厉行节约，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号召。全区的生产节约运动，有了初步的发展。1944年1月22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和山东军区联合发出关于生产节约训令。联合训令的发布进一步推动了各地大生产运动的开展。1945年3月3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在发布的《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军队、机关、学校所有人员均应参加生产，机关生产应以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为主，禁止利用政府权利与民争利；政府机关要做到菜金、办公费、杂支费、保健费等全部自给，并解决自己的日常用品；严格执行供给制度，改善粮食管理，反对贪污浪费，个人作节约计划，要求每人全年平均节约60元以上；为提高生产节约的情绪，执行公私两利制度。生产与节约并重方针的执行对巩固和发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保障战争供给和准备将来的反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山东全区部队都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并发挥劳动力密集的优势，起到了模范作用。1943年，军区要求各部队在原有基础上，积极发展生产，厉行节约，除粮食、被服外，尽量做到菜金、经费自给。1944年，山东军区在军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以农业为主，手工作坊、运输为辅和厉行节约的方针，规定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公私两利，先公后私”的原则。军区各部队认真执行了这些措施，向干部、战士进行了反复深入的动员，选举和奖励了劳动模范，并于1944年6月1日制定出山东军区军直公私合作和两利生产节约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开荒种地、开盐田、菜园分红、供给合作社、运输事业、业余手工业生产、节约粮食、私人积蓄、公私合作社、军民兼顾与群众结合共10条。比如开荒种地，规定凡各伙食单位年内完成了人均1亩地、生产自给半月粮食后，开荒多得之粮食，均归各伙食单位自用；各生产组专种代耕之地按质分等，根据当地亩产一般水准规定每季的标准产量，所产粮食均按时价以高梁或谷子为折合标准，超过产量的归农业生产组自得；凡业余的班排零星合作垦荒的单位，由公家贷种出肥料，收割还种后自得80％，其余20％归所在伙食单位所有。再比如关于公私合作社这一条，规定各社由管理科派人组成，并服从直属财经委员会有关规定，以服务于直属各单位。合作社可分钱股和人力股，钱股每股10元，红利以15％作公积金，5％作为奖励金，80％作为各股分红。上述办法实施后，全军区很快掀起了群众性的生产运动。各级首长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生产。团以上建立了榨油、制粉条、做豆腐的作坊，各单位都有自己的菜园和家畜，以连、排为单位，利用空隙搞运输、纺线等，使部队生活得到改善，军区全年的经费可自给50％以上。
　　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业产量，除减租减息、组织劳动互助外，山东根据地的党和政府还实行了以下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第一，鼓励开荒、植树。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山东全省扩大耕地面积346860亩；胶东军分区开荒达375619亩，其中东海区303874亩；机关开荒77661亩，种熟地883亩；赣榆和日照两县共开盐田161亩。另外植树造林6358679株。第二，兴办水利，组织掘井、开渠，利用河流筑堤、修闸，采用水车增加灌溉，提高农业产量。1944年，山东抗日根据地打井13031眼，疏通河流1199里，开渠20条（长63里），筑堤17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提倡农民家庭副业生产，增加家庭收入；改进生产技术和耕作方法，提倡浸种、选种，免除虫害，实行精耕细作；奖励劳动英雄，奖励对农业技术有所发明的人员。1944年统计，山东植棉154032亩。第四，加强领导，及早布置，深入动员，认真发动群众，普遍组织劳动互助，调剂人力畜力，筹拨农业贷款。
　　以上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生产条件有所改善，粮食产量增加，群众的生活也随之得到了提高。所以，群众踊跃缴纳救国公粮，1943年缴纳公粮即达5000万斤，使部队的粮食供给有了保障。工业方面，军民所需要的布匹已经基本上做到了自给自足，还能自给部分日用品。同时，在根据地实行的自由贸易、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活跃了市场，并以剩余的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向外输出，换回本区所需要的其他必需品。由于有了充足的物资储备，并且停止使用法币，禁用伪钞，使北海币的币值大大提高（伪币与北海币的兑换率：1943年为1：8；1945年则为1：0.15）。
　　大生产运动，不仅使山东根据地克服了困难，保障了供给，而且还储备了大批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这就为发展工农业和加强对敌经济斗争打下了基础，为战胜敌人准备了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