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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战时期博山工委情况的回顾

2015-06-26 09:22:00来源: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作者:刘惠之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黎明前的黑暗”那段时间,我曾奉命领导博山工委,在博山城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为博山的解放和接管做了一点工作。现就记忆所及,把工委的一些情况,作些片段的回忆。

  (一)

  1944年7月,中共鲁山地委(亦称鲁中区五地委)成立之后,同年十月间,地委曾在沂源县的冀庄召开了一次各县县级干部大会。当时,我是恢复后的博山县委组织部长,便和县委书记李东鲁、县长毛梓材以及县委其他部门负责人一起参加了会议。会上,地委书记李伯秋同志作了《当前形势和工作任务》的报告,副书记张敬焘同志介绍了坚持淄河流域对敌斗争的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鼓舞和启发。

  就在这次会议上,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精神,为了加强城市工作,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地委决定重新建立博山工委,并决定由我担任工委书记,并任博山县委委员。另派王玉林同志为武工队指导员。工委的活动范围是以博山城区为中心,包括三区、六区的工矿铁路沿线地区。中心任务是发展党的点线工作,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发动工人运动,争取敌伪政权,为抗战胜利,夺取城市作准备。

  鲁山地委领导对博山工委工作十分重视,李伯秋、张敬焘等同志都分别与我作了个别谈话,交待了城市秘密工作的方针仍然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又讲了完成任务的方式和方法,进一步明确了工委的隶属关系,是直接受地委领导,与博山县委是平等关系。为便于工作的开展,张敬焘和专员徐化鲁同志还特意给我介绍了几个可以利用的关系,并要前届的博山工委书记李东鲁把原来的工作情况详细介绍给我。就这样,博山工委在地委直接领导下很快成立起来。

  我们回到县里后,遵照地委的指示,县委立即决定在县区两级干部中,凡能抽调的短枪都要抽出来,让工委干部和武工队使用。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使用的那支二把接钢匣枪,就是原池峰区委书记李瑞三同志用着的,据说还是从吴化文的伪四师手里缴获的。接县委通知后,李瑞三同志就忍痛割爱,立即转让给我。其他单位也很快抽调了十几支短枪,把工委的同志和武工队武装起来。在人员配备方面,除会上定的那些干部外,县委又把精干诚实,身强力壮的李效德从县公安局调出,随我做警卫工作,把一般干部杨长安调任工委会计,负责财务工作。与此同时,县长毛梓材亲自指定,把下庄区的东、中、西三个石马村的公粮田赋,由工委代收先用,后向县政府清交结算,根据秘密工作的要求,我也改名叫高鸿升,王玉林改名为宋玉才,对外人们仍习惯地叫我高部长。各方面事情准备就绪后,工委便以根据地为依托,选定比较隐蔽的南沙井为立足点,开始了面向博山城区的敌工活动。

  (二)

  博山工委活动初期的敌我斗争形势还是相当残酷的。虽然就全国来说,日本侵略军败局已定,只能进行垂死挣扎,但因博山地处要冲又是工矿区,是当时连接我鲁中、渤海、胶东三大战略根据地的交通咽喉,日军仍然派有重兵把守。从工委驻地到博山城区的五十华里之内,所有大村镇和主要交通道口,敌人都安着据点,修筑了牢固的炮楼和围墙,驻有大批伪军。距工委驻地较近的北博山镇,就有伪区公所、警察所和伪警备队,还有一个日军小队长也住在镇上。村南面的辰巳山上,也驻有一个班的伪军。洪山口、朱家庄、石马一带,驻着伪警备队的一个中队,中队长唐云芳,既是日军忠实走狗,又暗中勾结国民党顽固派,是个两面三刀极端狡猾的家伙。特别恶毒的是,日军为了割断博山城乡之间的联系,阻止我敌工人员进入城市,除在城里采取“保甲制度”、市民“连坐法”和发放所谓“良民证”等恶毒手段,进行严格控制外,又挖空心思,强征民伕,在博山的东、南两侧,建了一条将近百里的所谓“封锁墙”(淄博矿区遮断线)。这道墙从南神头起,经土门头、八陡、岳家庄等地,直达西河镇。“封锁墙”遇山垒墙,过地挖沟,墙高三米半,沟深五米,宽约五米,并驻有大批伪军日夜把守。总之,狡猾的日军采取种种恶毒手段,妄图巩固其殖民统治,挽救他们即将灭亡的厄运。

  但是,日军的阴谋是徒劳的。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封锁墙”挡不住我们,炮楼、据点也只是些乌龟。那么,我们是如何打入博山城区的呢?主要是根据张敬焘、徐化鲁和李东鲁等同志介绍给我们的关系和前段工委的工作基础,通过以下几条秘密点线,逐步渗透到博山城里及其附近的工矿地区:

  一条线是,通过家居伪化区而又有“良民证”的两个半脱产干部——西石马村的孙春田和王家庄的王化江的关系,与博山城里取得联系。他们两人都是共产党员,政治上是可靠的,在我方又无公开身份,经常驻在家里。我们便决定派他们以探亲访友,作买卖的方式,打入博山城里及工矿区,建立联系点线关系。孙春田是通过亲友关系,到了博山城里下河村,与过去埋伏下的两个地下党员孙即文、孙即武兄弟取得了联系,建立了秘密关系。王化江的岳父是岳家庄的燕登岳。岳家庄靠近黑山煤矿,附近还有一些小煤井,离博山城里也很近,是我们工委活动的理想地区,便派王化江去岳家庄走亲戚,和他过去发展的矿工党员李昌荣、岳福修两人接上了关系,成为工委的基点之一。由于这两个基点人数多一些,活动也比较方便,便由我直接领导。

  第二条线,是徐化鲁同志介绍给我的一个关系——山头镇的一个窑工叫张宗顺(化名张执正),其公开职业是开设缸砖窑。这人原来是“联庄会”会员,抗战初期曾随徐化鲁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先遣大队,后由徐派回山头做秘密工作。徐化鲁向我介绍时曾说过,张宗顺是他介绍的个别党员,以后由于秘密工作需要,参加了博山日军宪兵队当便衣。张宗顺在山头有一定的地位,又有宪兵便衣的公开身份,通过他开展山头地区的工作是很有利的。加之山头当时已经是全省首屈一指的陶瓷重镇,工人比较集中,应该列为城市工作重点地区。因此,1944年隆冬季节,徐化鲁便捎信给张宗顺,让他到左家峪(现属莱芜市)来和我们接关系。张到左家峪后,徐化鲁让我和王玉林亲切接待了他。他介绍了山头镇的情况,我们研究后认为条件可以,便决定派党员王振声(化名王化本)到张的窑厂里去,以当窑短工为掩护,与张共同工作。张宗顺接受任务后,便把王振声秘密带到窑厂去了。

  第三条线,是李东鲁介绍给我的三个地下党员,我记得名字叫孙兆和、孙尚志和孙尚成。他们原来都是乐疃村人,后来迁居博山城里,住在西关街。这个关系由王玉林直接联系,我只听他讲过一些情况,具体情况记忆不清了。

  打通以上这些秘密关系,我们便在博山城里和山头、八陡一带工矿地区站住了脚,扎下了根,为开展各项活动创造了条件。根据当时秘密工作的实际情况,我把这些点线关系的每个人都编成秘密号码,记在一个仅有二寸大小的本子上,随身携带,严格保密。在解放战争中,我把那个本子和其他一些秘密文件一起,放在一个坛子里,夜间埋在我家西面地里,以便保存。前几年曾让孩子们设法找这些东西,可惜由于年岁太久,至今也没有找到,深感遗憾。

  (三)

  我们这届工委虽然工作了不到一年,日本侵略军便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但由于工委是处于抗战胜利前夕的有利时机,又有李东鲁同志领导的前届工委的工作基础,加之全体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努力工作,工委的活动还是相当活跃的。当然,由于工委是在敌人的心脏里进行工作,一切均采取秘密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任何疏漏都是不允许的。每进行一项工作,事前都必须详细计划,周密布置,丝毫不能麻痹大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工委负责人,主要是听取汇报,决定问题,一般并不直接参与下面的活动,很多工作都是下面的同志去做的。所以,我只能谈谈个人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

  根据上级要求,我除负责全面工作外,主要是以相当大的精力去争取上层社会关系。这方面的事例较多,我只谈几个最有代表性的。

  博山城里南关镇,有个伪镇长叫彭寿承。据初步了解,这个人为人比较正派,在城里有较高的声誉。据说因为他是博山的大户人家,才被迫充任伪镇长的。掌握了这些情况后,我们便通过多方面的关系,亲自找到了这个人。起初我只讲了些抗战必胜,日军必败的一般道理。他是个知识分子,马上明白了我的来意,镇长便提出我们想让他干什么。我们便坦率地提出请他充当两面镇长的要求,表面上仍然为敌方服务,暗中要经常与我们联系,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从此,经常向我方传递情报,购买药品,掩护地下人员,为根据地筹措粮款等等,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战的好事。特别是博山临近解放时,他曾亲自把博山日伪兵力部署的情报送给我们,还约定在我军攻城前,如果敌人逃跑,他在峨嵋山放三把火为信号,主动与我们联系,为我军解放博山起了一定作用。

  在八陡镇和岳家庄,我还争取过一个日军宪兵队的便衣司乔如和三区伪助理员燕锡瑞。司乔如在抗战初期也参加过八路军,后妥协回了家,迫于生活,干了日军宪兵队的便衣。燕锡瑞是岳家庄的首户,在当地也算是个上层人物。如果把这两个人争取过来,对开展八陡一带工矿区的工作相当有利。争取这两个人颇费周折,我还是从头说起。

  1945年春节前后,我博山县大队在岳家庄的南山里活动时,因赶羊人逃跑,羊群丢在山上,县大队便误作敌伪财产,赶回县大队驻地。经县委了解,并不属敌伪财产,要县大队安全喂养,等失主认领。失主就是我工委地下党员王化江的岳父燕登岳。燕得知羊群由我县大队赶去时,就让王化江去认领。县委觉得这是我们在岳家庄进行工作的极好机会,便通知由我出面,亲自退还给燕登岳本人。当我把羊群交还给他时,他十分感激,把羊群赶回家后,又到南邢找到我,表示谢意。从此,我们便交上了朋友,在我们这方面,当然是为了工作需要,而在他则为报答还羊之恩,这就无形之中为我们打入岳家庄提供了方便。

  有了燕登岳的关系,再去争取燕锡瑞和司乔如就有了方便门路。大约在1945年“五·一” 节前后的一个下午,我们经过详细研究,周密布置后,便由王化江作向导,我和警卫员李效德都化装成商人,由工委驻地出发,经邀兔崖西山到朱家庄东,绕过伪据点,翻过北山顶,天黑后到达岳家庄南峪口的一座小庙附近。燕登岳早已在那里等候,稍事寒喧,他说村子里一切都布置停当,不会出事的。说着便带领我们悄悄踏进了燕家大门。燕登岳也是岳家庄的大户,房子分前后两个院,屋内陈设也很讲究。当晚他盛情款待,饭后由他事先安排,让司乔如来这里与我会面。司乔如刚进门还有些惊慌,可能摸不清我的来意。见此情景,我首先转达了他过去在我们部队时的老上级张敬焘同志对他的关心,并说我们也体谅他现在的处境。听了这些话,他才安定下来,并一再表白不得已才干了日军便衣的。接着,我向他详细讲明了当前的抗战形势,指出只要他能改过自新,继续为抗战工作,我们还是欢迎的。经过初步教育,他表示愿意弃旧图新,立功赎罪。看他尚有诚意,我便提出要他以现在的身份作掩护,配合我们的活动,将来我们要派人到八陡、黑山一带住下来,他必须保证我们打入人员的安全。他说只要我们信任他,一定接受任务,尽力而为,态度还是老实的。

  送走司乔如,又把燕锡瑞找了来,相互简单介绍了各自的情况后,我也对他进行了类似的教育,同时告诫他不要与人民为敌,要利用他在区公所的身份,给八路军和老百姓作点好事,也给自己留条后路,起个两面政权的作用,他也表示愿意接受。

  与司乔如、燕锡瑞见面后,天已很晚了,燕登岳便把我们领到庄西不远的一个柴禾园里歇息。这里虽然是草房,屋里还算干净,床上还为我们铺了凉席。第二天燕登岳又亲自给我们送饭。对当时已六十多岁的这么一位老人的热情照料,我们十分感激,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在那里住了两天,我们便按原计划返回工委驻地。当我们走到南庄,看到伪自卫团在村外站岗时,李效德便悄悄过去告诉他们,我们是八路军,让他们带路。他们便老老实实地送我们过了太古石桥,然后才回去了。这说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爱国的,是拥护、支持我们的。日军妄想用修碉堡、筑“封锁墙”的办法把我们困住,实在是愚蠢的。由于这次任务完成的很顺利,在回工委的路上,李效德显得十分得意。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们走到蛟龙村北时,他就割了敌人一段电线,大约有二十多斤,说是带回去卖了改善生活。走到柴谷峪的山上时,他又扒了两身神袍,说要把绸子撕下来包匣子枪用。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我们的工作是那么艰险,生活又是那么艰苦,但大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何等的饱满。

  通过对司、燕等人的争取工作,确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过了不久,就在1945年因山洪爆发冲了博山城的前夜,司乔如果然派了一位叫徐维平的老大爷,专程赶到盆泉村找到我,除带了司乔如的书信外,还特意送来一张黑山煤矿的草图,为我们打入该矿提供了条件。正巧这时地委派来的单独训练的焦文涛到了博山工委,准备向敌占区煤矿打入。我们认真分析了司乔如的条件和近期表现,认为还是可以信任的,便毅然通过他的掩护,把焦文涛派到黑山煤矿去了。结果进去不长时间,日军投降了。焦文涛等立即组织了工人护矿纠察队,开展护矿斗争,不久,又正式成立了有一百多名矿工参加的工人中队,我们派工委武工队长马修身去当中队长,焦文涛当指导员,在我军解放博山时发挥了很大作用。

  燕锡瑞这个人表现也不错。后来听岳家庄的同志汇报时说,他曾利用伪助理员的身份,掩护过一些地下人员。博山解放后,怕政府和群众对他发生误解,李昌荣等还特意把他保护起来,对此他深受感动,便把他仅有的一个儿子送去参了军。

  (四)

  在争取上层社会关系的同时,工委的工作重点当然还是放在逐步开辟的各个基点方面。在工委直接领导的岳家庄、山头镇、河东村以及西关街、黑山煤矿等基点,打入的同志经常与工委保持秘密联系。他们根据工委指示,都做了许多工作。有的发展党员,建立了秘密党组织;有的发动群众,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大多数基点都把搜集敌人情报、搞物资支援部队作为经常任务,完成的相当出色。这些方面主要是靠基点的同志去做的,我一般不能直接参加,只能听听点线汇报,了解些情况,帮他们想些办法,所以印象不是很深的,只能谈些大体的记忆。

  在王化江直接联系的岳家庄,我曾亲自去过几次,情况比较熟悉。除上面提到的与司乔如等打过交道外,那里的地下党员李昌荣、岳福修等也有过接触。记得他们经常搞到一些雷管、炸药、电线等敌人控制很严的战略物资,秘密送到工委,我们再转送部队,同时也还给他们一些粮食。他们还经常与工委配合行动,有时惩治罪恶严重的汉奸狗腿子。我去岳家庄时,他们更是千方百计配合我们行动。后来我们又把王振声从山头调出来,去岳家庄与李昌荣接上了关系。为了便于掩护,他又和岳福修结为仁兄弟。这里有三个地下党员,工作搞得更有起色了。

  在河东村、红土厂方面,本来是由孙春田同志直接联系的,因他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工作有时不方便,我便经常派李效德同志去联系。那里本来就有孙即文、孙即武两个党员,后来经工委批准,又发展了红土厂工人王家锦、王化政、王友和三人入了党,并由孙春田为他们建立了党支部,由孙即文任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这里的对敌斗争搞得相当活跃。他们曾装扮成便衣特务,到博山“进德会”去看了日本人的包场电影,到敌人驻地附近察看地形等等。

  张宗顺所在的山头镇,起初我们派王振声去帮助他工作,王振声调去岳家庄后又把部队来的李德(化名李绪德)同志派去,与张宗顺接上了关系。博山临近解放时,在山头成立了以李德为首的工人护厂纠察队,在解放博山的战斗中表现很好,做出了很大贡献。另外,据我记忆博山城里西关街有三个地下党员,当时是由王玉林同志直接联系,在城郊的乐疃村召开党员会,布置秘密工作任务。在石炭坞一带,还有位宁荣同志在那里做了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也有些工人关系。直到1945年春天,我记得曾有石炭坞地下点线的杨玉秀与孙传录,到工委驻地南沙井村与我联系过,他们向工委汇报情况后,领受新的任务,再回到点面上去开展工作。

  (五)

  前面说过,博山工委组建时,为配合工委活动,地委同时决定成立由工委直接领导的武工队,由马修身任队长,张兆田任指导员。在工委各项工作中,武工队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

  武工队长马修身和指导员张兆田两人,原来都是部队的连级干部,是地委直接从部队调来的。队员也是从部队挑选的,个个精明强干,全队人数一般在20人左右,多时也不超过30人,少时也有十七、八人。武器配备不同于一般部队,每人都配备短枪一只,是从县区机关中抽调的。武工队直接受工委领导,中心任务就是配合工委的行动。平时和工委在一起,住在南沙井的老百姓家里;去敌占区执行任务时,也和我们一样,化装成普通农民,携带枪支,昼伏夜行。根据工委提出的要求,他们有时集中力量,有计划地去袭击某个伪据点,以震撼敌人,鼓舞群众;有时也和工委配合,深夜去抓出某个汉奸来,对其进行抗战教育;还有时根据基点打入同志提出的要求,直接派人深入到点线里面去,配合地下党员,开展巧妙的对敌斗争。

  1945年春节前夕,王玉林同志提出,很想利用过春节的时机,出其不意的搞敌人几家伙,好让群众过个愉快的春节,也让敌人过个报丧的年关。工委当然很同意。商量的结果,选定了两个目标,一个是石马乡的伪乡长王某,一个是山头镇的刘宗尧父子。那个伪乡长还不算很坏,尚可教育争取,而刘宗尧父子却是山头一霸,他们靠着日军主子撑腰,在镇上欺压群众,无恶不作,群众对其恨之入骨。具体分工时,由于王玉林的姥姥家是山头,对那里很熟悉,他执意带队去山头抓刘氏父子。

  大年三十的夜间,冒着刺骨的寒风,我们从南沙井分头出发了。临别时,王玉林诙谐地说:“老刘,可别死啊,明天初一我还等着跟你喝一杯呢!”我也笑着说:“放心,只要你能把我那一家子(指刘宗尧父子)请来,酒我管你个够!”大家在笑声中挥手告别。

  我带的一路,很快到了东石马村,没费多大周折,武工队员们便把那个伪乡长抓了出来。念其尚无多大罪恶,我只对他进行了正面教育,并要他向我抗日政府按时交纳公粮田赋,他都一概应承,便放他回去了,我们也连夜赶回驻地南邢村。这时,王玉林等还没回来,我未免有些担心。等到快天亮时,他们终于带着俘虏回来了。原来他们干得很漂亮:我们分手后,他们深夜摸进了山头镇,隐蔽到刘家大院对门的一个门洞里。不一会,刘家开了大门,准备去请祖宗财神,开门的正是刘宗尧的儿子。武工队员们一拥而上,二话没说,把他狠狠地捆绑起来,接着便闯进正堂,王玉林用枪点住还在床上的刘宗尧说:“八路军给你拜年来了!”这个家伙早已吓成一滩烂泥。武工队员七手八脚,趁势也把他绑住。在过春节的鞭炮声中,他们押着俘虏,迅速撤出了山头镇。在南邢村会合后,武工队员们眉开眼笑,我和王玉林陪同他们喝酒,大家互相问好,共同祝贺除夕之夜的胜利。

  (六)

  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根据秘密工作的要求,会议是很少开的。对下布置任务,一般都是口头通知,遇有特殊任务,就把点线人员召集到某个地方,当面布置任务。各基点之间不发生横的联系,上级召开会议也很少。

  1945年的3月份,我代表博山工委参加了鲁中区党委召开的铁路沿线及城市工作会议。地点就在沂南(界湖)大程庄村里,出席会议的,我记忆中有济南工委的张洪涛同志,潍坊方面有于杰同志,大约二十多个人。山东分局城工部长杨乙辰和一位姓赵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区党委城工部长高明宇同志主持,由于他的报告讲得不很清楚,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区党委副书记高克亭同志又重新作了报告。会议总结了地下秘密工作经验;学习了北京、济南等地一些地下工作的动人事迹,至今也没有忘记。于杰同志曾自己出钱,请我们到界湖镇上去洗澡,现在说这不算什么,而在当时并不容易,所以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七)

  正当博山工委进行着各项秘密工作之际,日本侵略军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博山。浴血奋战了八年的抗日军民,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日军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当时我的心情更是无比激动。说实话,这在我的思想上是缺乏准备的。在抗战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博山工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立即投入了解放博城和接管城市的紧张战斗。

  这时,我八路军主力部队已逼近博山城,专员徐化鲁也到了博山,准备进城。我们先从根据地到了尖古堆村住下来,在那里筹划进城的准备工作。一方面与攻城部队保持密切联系,另一方面抓紧时机,向各基点布置了配合部队攻城的任务。

  根据工委的统一部署,各基点迅速行动起来。为防止敌人撤退时破坏矿井,李昌荣、王振声等同志在岳家庄组织了将近40人的护矿纠察队,把矿上所有的机器、厂房、设备、仓库等都严密看管起来。焦文涛同志领导的黑山煤矿工人纠察队也轮流站岗,日夜守卫,领导矿工进行护矿斗争。

  与此同时,在河东村党组织的领导下,也把红土厂的工人组织起来,里应外合,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我军攻城时,他们主动与部队取得联系,除派人为部队作向导外,还主动承担了攻打青龙山伪据点的任务。一举攻克伪据点后,缴获步枪10余支,将枪立即装备了40多人的工人支队。山头的工人纠察队,也积极行动起来、站岗放哨,观察敌人动向,主动维持社会治安,配合我主力部队,为解放博山扫清了道路。

  在博山解放前后,很多厂矿成立了数量不等的工人纠察队,名堂又很不统一,有的叫护矿队、护厂队,有的叫纠察队,还有的叫工人支队,等等不一。为了加强对这些工人武装的领导,我们工委准备成立工人大队。由于当时时间紧迫,在未经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工委决定由王玉林任大队长,我任政委,统一领导厂矿纠察队,并均改名为工人中队,还按不同地区和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等工人中队。但时间不久,上级便派了一位姓刘的同志(以博山党史部门调查,一名老干部回忆系刘守德同志)来到博山,统一领导博山地区的工人武装,我们便把工人大队及所属各中队全部交给了他。

  1945年10月,工委宣布撤销。王玉林调到博山市公安局工作,我也被调任淄博特委组织部组织科长。从此,博山工委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

  刘惠之:原名刘持恩,曾用名高鸿升。1914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刘家台村,1938年8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历任:博山县第五分区区委书记、县职工会主任、博山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委员、博山县工委书记等职。离休前任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市农业局顾问等职。1989年去世。

初审编辑:

责任编辑:高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