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博山特支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7年 6月建立的，最初由乔同恩、蒋方宇和我三人组成。特支建立之前，我们寻找革命道路、寻找党组织的过程，是一无休止曲折的追求和探索的过程；特支建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走上了有组织活动的新阶段。

　　（一）

　　博山是山东近代工业发展比较早的地区，也是党组织活动比较早的地区。大革命失败以后，特别是1933年山东地下党遭到大破坏以后，党组织销声匿迹，但党的影响及其基础仍然存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由于没有党的组织和领导，我在探索革命真理的过程中，走了一个曲折的道路。

　　我的父亲张耀泰，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商人，在博山工商界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本没有什么资本，靠一个富有的亲戚资助的2000元钱，与几个中小商人合股开了一家银号，由于精明强干，被推为该银号的经理。后来担任了博山县钱业公会会长和商会副会长。在我的几个兄弟中，他选中了我为继承父业的培养对象。因而在我16岁初中毕业那年，强令我去瑞丰银号当学徒、做店员。他的指导思想大概是依据孔子的训诫，让我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对我要求苛刻，让我从学徒做起，自食其力，自下而上地接触经商之道，企图将我培养成一个练达的商人。但是，艰苦的学徒生活使我接触了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和弊病，我不满现状，更不愿做一个商人，便产生了寻找出路的想法，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东三省，接着不断向内地侵蚀，博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代替德国帝国主义者接收了淄博煤炭的开采权，从那时起就有了日本领事馆和日本侨民。民族危亡空前，更促使我去寻找改变社会、救国救民的道路。

　　我接触进步思想是从阅读上海的《申报》、《新闻日报》、天津的《盖世报》开始的。当时《申报》“自由谈”副刊经常刊登鲁迅的文章，《新闻日报》经常刊登李公朴、艾思奇的文章。这些文章对黑暗社会的无情揭露，对时政的透析抨击，对光明前途的向往和指点，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闻日报》有一个“读书问答”专栏，以店员为对象，专门介绍一些进步书籍，介绍如何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真理，以后发展为“读书生活”，1935年该刊曾连载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是这些报刊的忠实和热心的读者，从中深受教益。当时，我的年薪只有二十元钱，连维持日常生活都不够，我便抄录了一个个蒲松龄的俚曲向青岛的一家报社投稿，用稿费来订杂志买书。这样陆续看了不少进步书刊。其中除了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外，还有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梅林的《马克思传》等等。

　　我的邻居蒋方宇，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中学毕业后，他当了一段小学教员，由于不满现状曾经考入济南戏曲学校，后因其父亲坚决反对他学戏，不得不回来重操教书的旧业。共同的追求使我们成了知心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换进步书刊，研讨社会问题，探索革命道路。我和蒋方宇通过进步书刊的介绍，得知了南方共产党、红军的情况，便想方设法寻找党的组织，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无法找到党的组织。华北事变以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我们并不甘于现状。1935年9月，我得知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远在山东办短期小学教员训练班，搞教育救国，便不顾父亲的反对报考了，并以较好的名次被录取。何思远是菏泽人，虽是国民党CC派，但在抗日这一问题上还是积极的，该训练班以宣传抗日和爱国作为主要内容。结业后，我被分配到博山小辛庄第三短期小学当教员。当时，这样的短期小学在博山就有40所。在这期间，我采取访问学生家庭、办工人夜校、组织短期小学教员读书会等方式，宣传抗日。我还与农村短期小学教员密切来往，到农村去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并通过短期小学教员联系了不少乡村小学教员。我利用我父亲开设的公记银号作联络点，与乡村抗日活动分子建立联系，开展抗日活动。这一段的活动大都是我们自发组织的，我们找不到党的组织，革命无门，思想是很苦闷的。

　　（二）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到博山教育界，教育界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

　　1936年暑假，我中小学的同学，在北京辅仁大学上学的王克常回博山度假，和我们接触很多，向我们介绍了“一二·九”运动的情况，给我们以很大的激励。9月，王克常回到北京后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下称“民先”）。他写信给我和蒋方宇，向我们介绍了“民先”的情况，并介绍我们两人参加了“民先”，经过一段工作，发展了不少“民先”队员，便组成了“民先”博山县队部，蒋方宇任队长，我任组织部长，李钊任宣传部长，乔同恩任训练部长，云亿祥任总务部长。当时，“民先”山东省队部还没有成立，我们博山“民先”队部直属北京的“民先”总部，由总部向我们下达工作指示，定期寄队刊。

　　民先组成后，以蒋方宇所在的报恩寺小学为基点，联络城里的小学及洗凡中学的进步学生，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和组织发展工作。蒋方宇同志工作很出色，在报恩寺小学，包括校长李文衡、总务云亿祥都参加了“民先”，云亿祥还成为“民先”的总务部长，印刷、分发宣传品都在报恩寺小学。在农村则以第三短期小学所在的学校为基点，由我负责联络40多所农村短期小学的进步教员，发展组织。特支建立以前，“民先”队员已发展到30多人。针对当时情况，我们感到要掀起抗日救亡活动高潮，必须首先批驳国民党的投降主义谬论，唤起群众觉悟，振奋民族精神。我们出了报刊，又以第三短期小学名义办了街头壁报。街头壁报由我主编、内容主要宣传抗日救亡。在每期壁报的最后有一个评论专栏，我把“民先”总部队刊的一篇批判“恐日病”的文章，分三期连载在这个评论栏上。壁报贴到了县城城门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在出第二期壁报时，我的学生将剩余的一张壁报贴到了日本领事馆对面日本洋行的大门上。这下惹怒了日本人，他们把壁报拍了照，向国民党县长王荫桂提出了抗议。王令驻博山的韩复矩第三路军第二十二师的团长葛开祥查访镇压。葛派了高级侦探查了三天，查到是我写的。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小辛庄写第三期壁报，突然来了一个人，要我带上壁报去见团长，我随他去后，葛开祥去野外进行训练不在团部，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回来。我把壁报给他看，并质问道：“我们批判‘恐日病’有什么罪？”葛无言对答，就说：“是王县长叫我找你们来的，你去找他吧！”我又到了县政府传达室，直到晚上也没有人出来接待。原来我父亲认为，我要被抓就丢了他的面子，他在王荫桂和葛开祥身上花了钱，正请他们吃饭，此事就不了了之了。有一天晚上，我刚回家，父亲把我叫去大发脾气说：“你要革命就先革我的命吧！”我当然不服，就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我们宣传抗日有什么不对！”他说：“你们抗什么日？是给我找麻烦，丢我的人！好吧，你革你的命去吧，咱们一刀两断，先脱离父子关系！”从那以后，我早出晚归，再不与他碰面。

　　1936年寒假期间，“民先”总部巡视员杨明章来到博山。杨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与乔同恩是济南高中同学。他来后先与乔接头，然后又找到我们。我们在汇报工作后，提出要参加党的要求。我们问杨是不是共产党员，杨不敢暴露身份，就说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知道“民先”总部有共产党员。他说：“我回去反映你们的要求，你们等着来人接头。”他拿出三个铜钱交给乔同恩，作为以后与党派来的同志的接头暗号。1937年初，我们由于迟迟没有等到党组织派的人来，就商量由乔同恩给杨明章写信催促来人。5月底，鹿省三同志（化名张守仁）拿着同样的三个铜钱（板）来到博山，先找到了乔同恩接上头，然后由他通知蒋方宇和我。原来，中共北方局将我们的要求和开展活动的情况转给了山东省委，省委遂研究决定派鹿省三同志来博山接收我们三人入党，并建立党的组织。

　　6月1日，我们四人来到博山城外李家林（现为博山公园址），这是一个茂密的大树林，地势很隐蔽。在一个坟头边鹿省三同志先讲了国内外形势，然后说省委对我们的工作已经做了了解，委托他来吸收我们为党员并建立党的组织。他宣布省委决定吸收乔同恩、蒋方宇和我为中共正式党员，组成中共博山（县）特别支部。以乔同恩为支部书记，蒋方宇为组织委员，我为宣传委员。我们宣誓后，鹿省三部署了继续发展党组织和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任务。他说，党组织刚刚建立，党员数量少，尚不具备建立县委的条件，暂由特支代行县委工作职权，待以后组织发展了，再正式成立县委。特支的成立，使博山恢复了自1933年以来停止了的党的组织活动，它标志着博山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三）

　　博山（县）特支成立后，我们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特支研究决定，先发展民先，在民先的基础上再发展党员，由蒋方宇同志负责在城里的小学教员中开展工作，我到短期小学和农村小学教员中去活动，在城里和农村发展民先队员。不久博山国民党三青团负责人刘大岱见我们民先队员有了发展，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发展，就极力进行破坏。他和民先宣传部长李钊是同学，关系很好，他对李钊说：“你们要抗日可以，但必须统一在我们的领导下。”企图压制我们的活动。他们还利用小恩小惠（送给李钊一套西服）的卑劣手段拉拢李钊同志加入国民党兰衣社的外围组织“三民主义抗敌同志会”，企图瓦解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我们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广泛宣传：抗日救国，人人有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揭露了他们拉拢民先队员的阴谋，并在“三民主义抗敌同志会”成员中进行工作，把一些误入该会的青年拉了过来，加入了民先。经过这番斗争，民先在博山城乡小学教员和博山洗凡中学中有了很快的发展。

　　“七·七”事变后，特支决定组织抗日大宣传，把群众引导到抗日的道路上来。8月间，我们以民先队员为骨干，发动洗凡中学的学生组成宣传队，走向街头，深入农村，张贴抗日标语，进行抗日演讲，唱抗日歌曲，演抗日文艺节目，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这次宣传，使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进一步深入人心，群众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起来。

　　与此同时，我们根据省委关于做好迎接抗日游击战的指示，在怡园小学开办了游击战术训练班，有20多名青年参加，为组织党的抗日武装作了准备。训练班一面进行抗日教育，一面学习游击战术。《游击战术》是上海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我记得有十六字诀。训练班讲了两三次课后就夭折了。原因是乔同恩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把人都吓跑了。

　　乔同恩是博山万顺银号老板的独养孙子，家里很有钱，乔由于家庭的原因，结交广泛，关系很多，在初期的活动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他的家与济世医院对门，通过济世医院的院长认识了宁康医院院长卢子佩并和他搞的关系很好，卢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通过乔同恩与我和蒋方宇都熟悉起来。他赞同我们的政治主张，支持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后他所在的宁康医院便成了我们的联络点和活动地点。民先建立以后，以至后来特支建立以后，我们的重要会议一般都在宁康医院召开，上级派人来也一般都安排住在这里。乔同恩原是北师大学生，因肺病休学回家治病，在济世医院住院时与托派梁公衡住同病房，受到梁的影响。因为他是杨明章的同学，被指定为与党接头的人，建立特支也就被指定为特支书记了。

　　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发展，吓得博山县国民党当局坐立不安。于是由县长王荫桂出面，召集各界代表人物训话，说什么抗日是好的，但要听政府的指示，不准自己乱来，妄图限制我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压制群众的抗日热情。我去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特支研究确定，不听他这一套，继续进行各项抗日活动。

　　国民党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打着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的旗号，要以商会为主组织各界官办的“博山县抗敌后援会”，并且要我父亲出任后援会主任，以此来对抗和阻止我们的活动。我们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决定力争在会中取得合法地位，并把“抗敌后援会”变为了有利于我们的组织，成为我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基地，经过特支研究，提出了“八七”（八月七日）建议。这份建议对怎样抗日，怎样组织民众，作了详细陈述，并提出了开仓济贫的建议，叫商会拿出四万斤粮食救济穷人。我和蒋方宇拿着这份建议，四处征集签名。教育界比较有威望的孟秀章和绅士李式如先生以及许多小学校长，社会名流共100多人都签了名，在社会上形成了有力的舆论，造成了很大社会影响。

　　在我们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当局让博山县商会的会员们召开专门会议接见了我们。我在会上宣传了党的抗日民主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提出了我们的建议。我父亲也参加了会议。他听了我的发言后，把脸一沉，怒气冲冲地斥责我说：“你们小孩子，懂什么抗日，完全是胡闹！”我毫不畏惧，坚持了原则性的斗争，晓以抗日大义。他理屈词穷，弄得面红耳赤，下不了台，便毫不讲理的倚老卖老，我寸步不让，据理驳斥。商会要员们见我们争执不下，便劝我父亲离开了。最后，他们见我们建议有理、有据，而且有社会基础，不得不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这次斗争的胜利大大促进了各阶层的联合抗日。国民党看到自己的阴谋落空，对组织“抗日后援会”也不那么积极了。

　　10月间，日寇进攻到山东境内并轰炸了济南，消息传开，全城震动，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停课，物价猛涨，人心惶惶，一片动乱景象。全城炉业（玻璃制造业）工人陷入失业状态，生活无着，群众激愤。为了使炉业工人和广大群众认清日寇侵略和国民党卖国内战政策造成的这种恶果，激发抗日情绪，迫使国民党当局转向抗日，我们抓住这一有力时机，进行了一次突破性的大宣传。我们组织城里的全体党员和民先队员，以及一部分在民先影响下的小学教员和中学生，分做两路，一路由乔同恩和蒋方宇带领，以西城为重点；一路由我带领，在小辛庄一带，沿街集会演说，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揭露日寇侵华罪行，指出只有团结起来抗日才有出路……。这次突击宣传，大大激发了炉业工人的抗日情绪，深入地发动了群众。

　　在这次宣传中，由于乔同恩在宣传中胡说了一句：“商店有粮为什么不卖，再不卖我们就抢！”国民党抓住了我们的把柄，大肆造谣说，共产党发动抢粮，搞暴乱，县长王荫桂指令联庄会训练大队长徐化鲁把我们抓起来。幸亏徐化鲁具有抗日思想，与我党有一定联系。当他正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时，恰巧我党作西北军兵运工作的崔介同志来找他。在交谈中徐向其透露了王荫桂要他抓我们的消息。崔介同志说，这几个人是共产党，你不能抓，要暗中保护他们。徐没有抓我们。以后由于蒋介石打算趁日寇进占山东时，扶植国民党“兰衣社”山东的头子秦启荣另组织部队，取代韩复榘的统治，在两派势力中引起了矛盾，也使王荫桂一时无暇顾及我们的活动。当时秦启荣派“兰衣社”分子李南山到博山组织游击队，韩复榘非常恼火，便命令博山县县长王荫桂把李南山抓了起来。秦得知后，便电告蒋介石，在蒋介石电告韩复榘放人时，王荫桂已奉韩复榘的命令，将李南山枪决了。而王荫桂破坏我博山党组织的阴谋也遭到了破产。

　　1937年10月底，中共山东省委派林浩同志带领张文通、杨涤生同志来到博山。在赵家后门一间僻静的房子里，林浩同志主持召开了会议，我和乔同恩、蒋方宇参加了会议，共开了3天。会上，林浩同志传达了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指示，着重研究了如何组织抗日武装问题，并确定了博山组织的抗日武装的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或“第六军”，代号为“齐游之”。会上，林浩同志还宣布了省委关于建立鲁东工委的决定，鹿省三为书记，张文通为组织部长，杨涤生为宣传部长，并又宣读撤销中共博山特支，建立中共博山县工作委员会，中共博山工委归鲁东工委领导。

　　作者简介:

　　张敬焘 , 1914年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城里大街。1936年9月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建立中共博山特支，任宣传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六军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连政治指导员。1938年6月任中共博山县委书记，后历任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益临工委书记、鲁山地委副书记、中共淄博特委书记，泰山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泰安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务。离休前为山东省副省长。1983年离职修养，1997年底正式办理离休手续。2002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