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８年“大跃进”高潮时，各地农村都大放“高产卫星”。父亲听说有的报刊宣传天津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稻谷１２．４万斤，便询问有关负责同志，知道是虚报，立即严肃指出：要实事求是，不能随波逐流，不能搞欺上瞒下的事。并指示报纸、电台不要刊登这类不实的消息。他曾多次叮嘱干部：宁可实过其言，不可言过其实。“大跃进”后期，父亲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正“左”倾错误的方针。在１９６２年著名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前，父亲曾多次对“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做法进行了严肃的总结和批评。如１９６１年在河北省三级干部会议天津组会议上，他说：动辄“全民办”、“大办”的做法，违反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工作方法。脱离实际的追求高指标，层层压任务，以及不顾条件的盲目搞“大办”，是脱离群众的，违背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滋长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只喜欢下面报喜不喜欢报忧，这就使干部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困难，不敢说心里话。分析为什么党内存在不敢讲话之风时，他深刻指出有三个原因，一是１９５９年反右倾整风运动的副作用，助长了若干“左”的观点、“左”的情绪；二是盲目追求“高指标”，层层压任务；三是工作不深入，缺乏调查研究。他的这些讲话，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催人警醒。在工作中凡是重要的文章和报告，父亲总要自己动笔。１９５８年，毛主席指出省、市委第一书记要关心报纸、精心写作社论。父亲对报社送来的社论稿，都仔细审阅，认真修改。起草重要的报告，他总是先按照上级的精神列出提纲，再召集有关同志进行座谈，征求大家意见，然后写出初稿，再反复修改。有时为了改好一篇文章，他时常废寝忘食。

　　父亲在政治上光明磊落，对大是大非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一些流行的提法并不苟同。１９６２年以后，党内出现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倾向，１９６４年，父亲对天津针织厂干部讲话时明确说：我看不要提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都贴阶级斗争的标签，并不解决问题。１９６５年，他在天津电梯厂与干部谈话时，针对当时倡导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做法，指出：毛主席语录要学，不过不要强调背，死记硬背是老辈子的读书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方法。学习毛泽东思想，第一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第二是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光是背诵解决不了问题。这些话今天听起来也许很平常，但在左倾思潮横行时，这样讲确实需要政治上的清醒和勇气。

　　父亲善于团结同志，当工作中出现意见分歧时，总是顾全大局，求同存异，维护团结。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趋炎附势。上世纪６０年代初，陈伯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到天津来。１９６１年，他到天津钢厂“蹲点”时，提出要把厂里工人的数量减少到１９５７年的水平，父亲认为他的想法脱离实际，没有照办，经市委讨论后以不合政策规定而搁置。这使陈伯达很不满，他声言：天津不听我的，我以后再也不来了。１９６４年“四清”时，他又来到小站“蹲点”，胡乱编造出以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劳动模范张凤琴等为首的“逃亡地主和土匪集团”，而且还要“挖根子”，“找后台”。父亲与市委其他领导同志对陈伯达在小站推行的打击一大片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对一些受迫害的同志尽可能地进行了保护，招致陈伯达的忌恨，为陈伯达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权势，迫害父亲，埋下伏笔。

　　当时，毛主席对天津的发展和建设非常关注，曾先后来天津二十余次，进行视察和调研，多次听取了父亲的工作汇报。１９６０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主席在海河岸边中心广场上，与天津市人民共度佳节，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在北京之外过五一节。在父亲的陪同下，毛主席在观礼台上亲切接见了劳动模范张士珍、李兆珍、刘长福等同志。当时张士珍同志只有二十多岁，她作为河北区副食行业的一名普通售货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热心为顾客服务，受到群众称赞。父亲指着张士珍介绍说：“这是天津的组织人民生活的能手。”毛主席亲切地握着张士珍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好好为人民服务。”１９６４年７月２９日，毛主席再次为《天津日报》题写报头，并给父亲写信说：“天津日报报头写得很不好，现拟重写过。送上重写的四字，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再行写过。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毛主席第一次为《天津日报》题写报头是在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７日《天津日报》创刊时正式启用的。父亲接到信后非常高兴，深为毛主席大气磅礴的题词和谦虚亲切的话语所感动，立即让报社印制报头样稿，当时父亲和报社负责同志一起，兴奋地拿着几份报头样稿在家里反复斟酌审定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父亲在天津工作了整整１７年，对天津各方面的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与天津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１９５８年２月，天津由直辖市划为河北省辖市，使天津的经济发展以及各方面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难。父亲一方面认真落实中央把天津划归河北省的决定精神，努力维护好省市之间的协作关系，一方面积极向中央如实反映天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促使中央采取了对天津的工业生产和财政开支单立户头，单拨原材料，对天津的投资、物资分配等，仍按直辖市待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天津的困难。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依靠市委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从实际出发，想方设法抓好天津经济的调整、恢复和发展，千方百计解决天津人民的生活困难。在１９６３年抗洪斗争的日日夜夜里，他始终战斗在抗洪指挥的第一线，与天津人民一起战胜了有史以来的特大洪水。１９６５年，天津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呈现加快发展的形势，父亲按照中央的精神，主持制定天津市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宏图。当时，中央领导曾有意调父亲到东北某省任省委书记，父亲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去留，而是天津的发展，他诚恳地表示：现在形势刚刚好转，希望继续留在天津工作一段，与全市干部群众共同奋斗，把天津各项工作进一步抓上去。那时，父亲在市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力争用一年时间，进一步改变天津的工作面貌，在“三五”期间，逐步把天津市建设成为全国先进的工业基地之一。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父亲加快天津市现代化建设步伐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

　　父亲身体瘦弱多病。多年来，他一直是超负荷地带病坚持工作。即使犯病在家休息时，他也忘不了工作，不是看文件，就是找同志谈事情。病得实在起不了床，还让人在床边读书报，念文件，一旦病情有好转，马上去机关上班。父亲患有心脏病、肺出血、胃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病症，却从来没有认真医治过，只是在病情严重时稍微休息一下。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患病的严重程度，早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末，大夫就曾建议他及时进行心脏手术治疗，以免发生意外。但他怕影响工作，只是笑笑说：没那么严重吧。就这样，他一面与病魔拼搏，一面加倍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了全部力量。

　　１９６６年春天，父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６月，在北京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时，由于发低烧、吐血，不得不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当时，父亲的老战友、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非常关心父亲的身体健康，一面安排父亲住进解放军总医院，一面劝说父亲不要再带病工作，应该好好治病了。但父亲表示责任在身，不能休息。７月，父亲带病回津后，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骤雨愈演愈烈，不仅没有治病的条件，而且又要顶着华北局负责人的错误做法和政治压力，艰难地维持着市委的领导工作。９月１９日，父亲终因长期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溘然长逝，年仅５０岁。

　　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去世后天津人民深切悼念的感人情景。从９月２０日到２２日，十几万群众连续三天拥向设有父亲灵堂的市第一工人文化宫表示哀悼。从凌晨直至深夜，一队队工人、农民、干部、学生、街道居民，首尾相连，络绎不绝。第一工人文化宫从一楼到四楼，摆满了广大干部群众送来的花圈、挽联、悼词，许多街道上也贴满了悼念的横幅。９月２２日，天津市各界代表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举行追悼大会，会场内外一片庄严肃穆，在海河边的中心广场上聚集着上万的群众静听广播。在河北省、天津市领导致悼词后，我强忍悲痛，流着热泪，代表子女诵读哀词。那巨大的场面，隆重的氛围，动人的情景，充分表达了天津人民对父亲的深厚感情，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强烈不满。然而，当康生、陈伯达等人闻知此事，立刻诬蔑天津市委“以死人压活人”，继而变本加厉地施展阴谋，煽风点火，使天津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不久，他们又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颠倒黑白，诬陷父亲，株连无数的干部群众，制造了天津最大的“文革”冤案。

　　历史是公正的。“文革”后期，天津的干部、群众开始强烈要求为父亲恢复名誉。母亲也多次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要求为父亲平反。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时，曾向河北省革委会主任刘子厚询问我父亲去世的内情，刘子厚如实汇报了我父亲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的经过，邓小平同志听后深感惋惜。当时由于“四人帮”的阻碍，不可能为父亲平反。直到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并开始全面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０日，天津市隆重举行了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天津市委郑重宣布“文革”中强加给父亲的种种诬陷应予全部推倒，重申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次日，《天津日报》发表怀念父亲的长篇通讯“海河两岸冻已解，春来万花慰忠魂”。

　　父亲的风范，将深深留在天津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