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东北野战军缺乏攻坚经验，攻城部队伤亡在一天天的增加。当时东北野战军南下攻锦，燃料只够单程使用，如果就此撤围北上，不仅毛泽东和党中央不满意，东北野战军花费多年心血才建立的重炮、坦克、装甲车等重装备也要扔在锦州城下。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有咬紧牙关背水一战，一面攻坚，一面打援。为了对付国民党从西面开过来的十万援军，林彪硬着头皮抽调2个纵队、2个独立师、1个炮兵旅死守塔山。部队部署好后，林彪还是不放心，又向塔山增派了苏静就地督战。林彪对苏静的信任和期望可见一斑。塔山阵地指挥员们虽然在口头上戏称苏静为“监军”，行动上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寸土寸血地守卫着防线。

　　锦州久攻不克，东北野战军高级将领都非常着急，苏静这个“监军”当然也难以静下去了。一天，为早日打下锦州，苏静和野战军炮兵司令朱瑞冒险深入到锦州外围的义县去收集情报，结果造成朱瑞不幸触雷牺牲。朱瑞是山东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也是人民军队炮兵的创始人。他的牺牲一度在屯集在锦州城下的数十万攻城部队心中笼上一层阴影。而在此前，粟裕将军指挥华东野战军一举攻下山东省会济南，显示了非凡的攻坚艺术，消息传到东北野战军，林彪和部队的思想压力就更大了。

　　自解放战争以来，只要各战场出现僵局，出现新问题，粟裕总是第一个打破僵局，找到答案。毛泽东也经常把粟裕作为各战区指挥员的样板和楷模，在全军范围内通电嘉奖。一向心高气傲的林彪当然对此不是很服气。但他也深知，攻不下锦州，自己以后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肯定要贬值，东北野战军在兄弟部队中也要感觉矮三分。就在这时，苏静帮助林彪找到了答案。

　　原来苏静在深入前沿时发现，2纵5师在攻打义县时采取了坑道近迫作业的攻城方法，部队伤亡很小。苏静当时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方法可以在所有攻城部队中推广。10月5日，苏静向林彪面呈以坑道近迫作业攻占锦州的建议。林彪听后极为兴奋，攻城思路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当即电令攻城各纵队、师，每个师以2/3的兵力抢挖高宽各为1.5米至2米的交通沟至敌阵地50－60米处。

　　锦州很快陷入解放军纵横交错的坑道之中，攻城部队在坑道的掩护下伤亡大为减少，野战军的炮兵甚至能从坑道中抵进到离城根只有100米的地方射击。当锦州争夺白热化之时，范汉杰一度计划乘解放军伤亡增大之机向城外反攻。可是看着城外的坑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却看不到解放军的人影，范汉杰的心中不由一凉，哀叹道：“守城无望了！”10月15日，锦州城破，范汉杰兵败被俘，仍然对解放军的坑道抱怨不已。

　　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林彪又指挥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用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攻下敌军防守严密的天津城，给困守北平（即北京）的傅作义以极大的军事威慑。天津之战之所以打得很漂亮，其中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解放军在锦州之战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攻坚经验，攻坚信心也大大提高了。说到底，苏静的建议使东北野战军迅速成长为一支善于攻坚、敢于攻坚的部队。

　　对于上述功绩，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主帅林彪一直铭记在心，苏静将军却浓缩为攻打锦州出谋划策这一点上，真是谦虚之至。

　　文而有节的儒将

　　细节决定人品。苏静非常注意细节，一生谨慎，又文而有节，在“文革”中以高尚的政治品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

　　苏静参加革命后，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和林彪的关系当然也不一般。平型关大捷后，林彪被国军误伤，苏静当时就在　
林彪身旁，是他将林彪扶下马靠在了路边。解放战争后期，由于苏静的出色表现和林彪的赏识，苏静又担任了第四野战军的副参谋长。

　　然而，在解放后，随着政治运动的发展，苏静和林彪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也许只有苏静最清楚。

　　苏静家离林彪家只有一条街之隔，步行也顶多十几分钟，然而苏静到林彪家也只去过两次。一次是在编写《毛泽东选集》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时，罗荣桓让苏静到林彪家征求意见；另一次则是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在家中召集参加军管干部了解军管情况，而且去之前苏静已经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按说，苏静即使（下转52页）（上接42页）经常到林彪家走动走动也无可厚非。相互走动也是组织纪律允许，人之常情。苏静为什么没有继续保持和林彪的亲密关系呢？是他早就看出林彪在政治上要栽大跟头，还是另有隐情？然而，苏静在一次同子女的谈话时却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直接工作关系，另一方面是林彪过去受伤身体很不好，不便去打搅。”恐怕这两点是当时经常到红得发紫的林彪家中串门的林彪死党以及江青等人都没有考虑到的，他们考虑的只是政治利益。而苏静考虑更多的是对一位老首长的关心和爱护，而不是攀龙附凤以求飞黄腾达的功利主义。

　　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摔死后，苏静成为理所当然的审查对象。周恩来总理亲自就苏林关系向苏静问话：“你就去过林彪家两次？你夫人和子女就没有去过林彪家？”苏静回答道：“据我所知，他们都没去过。”周恩来认为情况属实。

　　但是为了整倒苏静，以前到林彪家比谁都勤快的江青专门罗列了苏静的一大堆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苏静自认为心底无私天地宽，一向寡言少语的他反而在声讨他的群众大会上索性高声喊道：“我与林彪的关系最密切！”

　　这句话很可能是苏静一生之中嗓门最大的一次声明，也可能是最有快感的发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发泄很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政治运动中，墙倒众人推往往是众人选择的游戏规则。苏静此时的声明无异是引火烧身。奇怪的是，苏静的言行，更让人感到他人品的伟大，毛泽东也觉得此人敢讲真话，人品可贵。李先念则感叹地说：“过去我们对苏静同志也不了解，只知道他给林彪当过副参谋长，现在一查倒成了好事，我们反而对苏静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了。”也有好心人为苏静捏了一把汗，苏静不以为然。他心里清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苏静尽管文化水平较高、战功卓著，但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低调。“九一八”事变后，苏静从海外回国参加红军，是当时红军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分子。红军缴获的照相机等高档战利品也只有他会使用。现在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的朱德元帅在机枪训练班上的讲话照片是红军时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作者就是苏静。老首长罗荣桓元帅知道苏静喜欢摄影，在一次出国访问归来时，专门为苏静将军带了一部有长焦镜头的莱卡牌照相机。罗瑞卿大将曾戏言，苏静是红军中的第一部照相机。然而将军一生喜好摄影，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许多开国元勋照过相，却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和首长们合影。心如止水的苏静，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遗憾。不过，他觉得遗憾的是没有和傅作义将军合影，他们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

　　退休后的苏静对自己的历史功绩看得很淡，但对自己的老部队和老首长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这种情结从未因为任何暴风骤雨而变味。在“文革”中受审查时，他就冒着掉头的危险坦然表达过和林彪的关系。解放后，苏静不喜欢当领导，编写四野战史是他最大的愿望。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罗荣桓就委托苏静组织编写四野战史的班子。可是随着林彪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四野战史的编写显得十分敏感，主要原因就是林彪太不好写了。上个世纪90年代，陈云同志曾经提议让苏静担任四野战史领导小组副组长。1997年，由于苏静将军对编写四野战史持不同意见，又加上癌细胞已经严重扩散，遂主动辞去副组长职务。一个月后，将军病逝于解放军309医院，就像他名字一样静悄悄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