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秉璋采用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以伤亡１００多人的轻微代价，取得歼敌近万人的战果

　　１９４１年２月，王秉璋到达鲁西，教三旅旅长杨勇让他负责部队的训练工作。当时，部队发展很快，但新部队缺乏训练。虽然教三旅沿用了三四三旅的番号，但有实力的老部队并不多，部队中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七团打，八团看，九团围着转。”也就是说教三旅的３个团中能打的只有七团。

　　在王秉璋的主持下，教三旅开展了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项训练”，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４月间，杨勇赴延安学习，王秉璋任代旅长。

　　教三旅活动区域内有许多设防坚固的敌据点，日军的这一套做法与当年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堡垒战术”如出一辙。王秉璋在红军时期就长期思考如何立足现有装备，打破敌人的“堡垒战术”。此时，他已经摸索出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只是还没经过实战检验，这就是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这套战术在最初使用时，一些团、营级干部不以为然，但他们在血的教训面前不得不信服：凡采用这套战术的，都能以较小的伤亡代价攻克敌据点；而没有采纳的，不是伤亡惨重，就是没有攻克敌据点。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王秉璋调任教四旅旅长兼湖西军分区司令员。此时的湖西根据地在日、伪、顽三股势力的压迫下处境极为艰难，教四旅牺牲了１名团长，有８名营以上干部开了“小差”。敌人在根据地内“三里一碉堡，十里两方城”，大修据点，并驱使群众挖纵横交错的“井”字形封锁沟。王秉璋一到湖西，即将他的那套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发挥到了极致。最典型的战例是１９４３年７月的“反碉堡战役”，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教四旅仅用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夺取了日伪据点１３０多个，以伤亡１００多人的轻微代价，取得歼敌近万人的战果。在湖西的一系列战斗中，交通壕近迫攻坚战术在实战中日臻完善，获得了巨大战果，彻底扭转了湖西的被动局势。１９５１年２月，毛泽东到空军视察时，曾当面表扬王秉璋：“你在鲁西南那段搞得不错嘛！”原国防大学校长朱敦法上将在审阅《中共党史人物传·王秉璋》时曾批注：王秉璋“给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留下的印象很深，认为他是英勇善战、多谋善断的军事指挥员。他既能打硬仗，也能打巧仗，并且善于总结作战经验，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在他离开湖西的时候，各项工作可以说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１９４４年底，王秉璋率八路军３个团南下支援新四军作战，他向新四军第四师介绍了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引起该师首长的高度重视。１１月８日，第四师营以上干部在曹市集专门听王秉璋作报告。王秉璋率部北返后，第四师司令部将这个报告付印成小册子，取名为《交通壕攻击》。张震参谋长在序言中称其为“战术上之新创造”，并言“在近迫作业及作业与火力配合上使顽敌几无漏隙可乘”。

　　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在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中逐渐推广开来，尤其在三大战役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如辽沈战役中攻克义县和锦州之战，淮海战役中围歼黄百韬、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之战，平津战役中攻克天津之战。

　　最先获得任命的三位空军将领之一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这是最先获得任命的三位人民空军将领。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秉璋负责空军的作战和训练。空军参战后，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安东前线去了解作战情况，解决具体问题，传达军委、总部和空军的命令，帮助志愿军空军制定作战计划。有时候，他在安东一呆就是一二十天，甚至时间更长些。情况紧急的时候，他一个晚上就在安东与北京之间飞两个来回。特别是在刘亚楼因病休养期间，王秉璋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他直接受领军委的指示和命令，并主持制定空军的作战计划。笔者在档案中看到不少作战计划是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总参和毛泽东的。例如１９５２年７月的中、苏、朝三国空军联合作战计划，上有粟裕副总长的笔迹：“此计划已经主席同意，望按此执行。此致空军王参谋长。”

　　空军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也就是在充分的准备之后，突然大规模投入作战，取得较大战果。后来，毛泽东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这反映了中央和毛泽东对空军谨慎使用的态度。

　　在空军如何使用的问题上，中、苏两国有分歧，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不理解。当时，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发生过两次争执，一次是在六国饭店，另一次是在周恩来的家中。在这两次争执中，王秉璋都在场。扎哈罗夫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就是天上飞的麻雀也有不慎掉下来的嘛！”周恩来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出更大的民族牺牲，如果是陆军牺牲５０万，甚至１００万，我们都可以承受，但是空军不行！空军是刚刚出土的嫩芽，把它掐掉了就没法成长了。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了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期间，中、苏双方为中国空军战前准备和参战等问题进行过反复磋商，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不少电报就是由王秉璋起草的。

　　王秉璋在战争期间多次前往安东，尤其是在战局出现不利的情况时。１９５２年初，敌我空战损失飞机的比例由３∶１下降到接近１∶１。王秉璋一个晚上从安东到北京飞两个来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受空军党委委托前往安东调查空战失利的原因。本来是去解决战术问题的，结果又发现不少其他问题，如作风纪律问题。王秉璋这次在安东一呆就是３０天，帮助空联司一边研究、制定战术，一边整顿部队的作风纪律。通过这次整顿和制定新战术，空战形势很快扭转过来了。当然，以后又有反复，抗美援朝战争是艰难曲折的。

　　１９５２年正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影响了板门店的谈判，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进行刁难，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这种形势下，志愿军总部决定发起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战，以打促谈。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所有歼击机部队加打一番。当时，刘亚楼在杭州养病，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是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的。笔者在档案中看到了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以及王秉璋给刘亚楼的亲笔信和刘亚楼的回信。这个计划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后，王秉璋就去安东了。

　　６月中旬，中央军委获悉杜鲁门批准了轰炸鸭绿江水力发电系统等重要战略目标的计划后，派王秉璋去安东传达保护中、朝境内重要战略目标的指示，并与苏方及空联司共同制定新的作战计划。王秉璋于７月７日离京，８日抵达安东，向空联司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７月９日开会商讨作战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刘震、聂凤智、曹里怀和王琏等空联司首长，以及顾问长格拉索夫斯基，苏方出席会议的有罗波夫军长，共拟定了１２个作战方案。这个计划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总参并转呈毛泽东。７月２８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计划。在执行新计划的８月至１２月，空战中敌我被击落飞机的比例为３∶１，这是战争期间空战形势最好的时期。

　　１９５２年冬，板门店谈判陷入僵局，地面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１２月初赴朝鲜视察，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回国后，艾森豪威尔与军方人士商讨打破战场僵局的方法。于是，一个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计划出笼了。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将反登陆作战准备作为首要任务。１９５３年１月３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下达了《防敌侧后登陆对空军作战的要求和指示》，空军党委常委会决定由王秉璋主持草拟反登陆作战计划。当月５日，王秉璋去安东，与志司王政柱副参谋长和空联司首长制定具体作战计划，这份计划由王秉璋亲笔起草。回京后，刘亚楼等审阅同意，随后就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２月５日，黄克诚向毛泽东上报。２月８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１９５３年２月６日，中央军委任命王秉璋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可以说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及军委领导对王秉璋在战时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

　　１９５３年３月６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王秉璋也随同前往。斯大林的逝世使苏联上层处于动荡时期，周恩来临时决定让王秉璋留下来与苏方谈判有关空军装备的订货问题。王秉璋给刘亚楼写了一封信，交代了一下工作，并要求派人送一些日常用品和书籍。刘亚楼回信说：“谈判如果进入到‘已经报告上级’、‘等候上级指示的阶段’，则请你能主动提出提早回国。过去的经验你是知道的，回来后用电报交涉常常更容易些，而最重要的是家里没有你在，实在抓不开。”刘亚楼对王秉璋的信任和倚重由此可见一斑。这次谈判非常顺利，达成了订购各种飞机６７３架等空军装备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