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5日，是天津解放55周年，人们不禁想起新天津首任市长黄敬同志。当年才37岁但已是老革命的他，有着对人民深厚的阶级感情、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毅力。在他领导天津工作期间，奇迹般的业绩，非笔墨所能尽书，谨举若干事例，以示纪念。

　　为工人阶级办几件实事

　　黄敬市长说：“敌人使我们长期与本阶级脱离，我们进入大城市是归队。”“进城后要先给工人阶级见面。”天津解放当月的22日，黄克诚、黄敬等领导同志召开了各大工厂的工人代表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军管会各项措施、目前的复工复业以及今后天津建设的意见。解放初期，政府举办的几项重大工程，多是根据工人的要求进行的。1952年开始建设工人新村，有王串场等7个地段，共61万多平方米，使17万工人及其家属告别了棚铺有了新居。这13.4平方米一间的小平房，确是简陋，但在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百乱待理的情况下，能盖这么多房子，堪称奇迹。为方便工人上下班，黄敬市长特与军方商议，把位于河东的军仓库拦腰斩断，开了一条路，做无轨电车通道。黄敬有句名言：“战斗式的工作，文化式的休息。”为了开展职工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修建了在当时说来也算作宏伟的首座工人俱乐部，即现在的第一工人文化宫。它不仅是工人活动的场所，在很长时期也是全市举行大型会议的场地，包括市人大全会。黄敬市长非常注意听取工人意见和要求。每当重要决策之前，必征求工人意见。他经常到工厂调查生产情况和工人思想状况；到给工人举办的学习班、报告会讲课，对工人进行马列主义启蒙教育。他非常喜欢与干部、群众面对面直接交谈，不时邀请工人、劳动模范谈话、座谈或参加文艺活动。

　　新天津第一部立法：正确处理劳资关系

　　解放后，在私营企业中，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劳资关系纠纷复杂而尖锐，不仅影响复工复业、恢复与发展生产和经营，而且也与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解放和生活保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军管会、市政府根据党的二中全会精神和刘少奇同志来津指示，拟制了《关于劳资关系处理暂行办法》，经天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军管会颁布实施。这是处理当时存在着的劳资矛盾的法律性文件，也是天津第一部立法。《办法》计32条。主要内容有“雇佣与解雇”、“劳动纪律”、“劳动时间”、“工资福利”、“童工和女工”等具体规定条文。《办法》的颁布，使处理劳资双方存在的矛盾和发生的纠纷，有了法规依据。经过各级政府和工会组织依法执行，许多开明私营工商业者依法办事，劳资关系逐步缓和下来，为复工复业、恢复与发展生产经营，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和氛围。

　　各级工会组织对贯彻执行《办法》做了许多工作，创造了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例如，在大中型企业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由劳资双方协商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和劳资关系问题———国家劳动部认定这是天津、武汉的创造。许多工厂通过劳资协商，不仅解决了生产中的问题，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而且废除了企业沿袭已久的陈规旧矩，例如像“搜身”等侮辱工人人格尊严的旧矩。由于《办法》的实施，劳资协商会议等措施的推行，使劳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治上资方不能再压迫工人，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工人虽然仍受剥削，但这种剥削受到法律的限制；资方虽有财产支配、业务经营和雇佣解雇权，但工人有监督和抗议权。劳资双方建立了民主、平等、两利的新型关系。

　　创建群众自治性组织———居民委员会

　　天津是最早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大城市，试办大约在1949年冬或次年春，在今和平区黄家花园耀华里、松寿里等里巷。那时设想的居民组织与老根据地的妇救会、农救会相似，自愿参加，主任、委员都尽义务，这是居民委员会产生的缘起，后来随着区街政权组织的变革和街道任务的加重与需求，逐渐成为在区街领导下的半政权性组织。1950年7月21日市政府颁发的《天津市各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办法》正式试行———这标志着大城市的居民组织天津是首创。

　　1951年市政府抽调三百余名干部组成民主建政工作队，在今河北、红桥两区试点后，全市兴办。一般做法是，经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组成居民小组，选出居民代表；由代表会选举居民委员会委员7—9人；由委员会选举主任1人、副主任2人。委员会内设治安、文教、卫生、调解、社会公益、妇女等工作组。它的任务是：一，宣传人民政府各种政策法令，提高居民政治觉悟；二，协助搞好居民区的治安、消防、文化娱乐、公共卫生、公用事业，优抚救济、调解纠纷等；三，经常征集和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居民委员会的建设，给当地群众办了大量有益的实事，如劳动就业、贫民救济、减免费就医、子女上学，调解房屋纠纷、邻里纠纷、婆媳和好，办识字班、读报组、幼儿园，还有在有关部门支持下修建公共厕所、下水道等。这些事情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深受居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黄敬市长对居民委员会的建设十分关注，指示居民委员会干部和积极分子，要注意选择退休老工人及其家属和其他劳动者担任，说他们是街道工作中一支重要依靠力量。1952年开展“三反”运动时，黄敬市长抽调了一千三百余名干部，组成市长访问团，代表市长按区街分成11个区队245个小组深入居民区进行访问，向群众宣传开展“三反”运动的重要意义和决心，动员广大居民群众检举干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不法奸商的违法问题，共收到检举材料和意见四万余件，有力地促进了“三反”运动，并发现干部作风许多问题。一时传为“笑谈”的有这样一件事：警察队伍组织不纯，有些留用旧警察仍对群众作威作福，人们怕警察。妈妈吓唬孩子，不说狼来了，说××(警察名字)来了！黄敬市长谈到这个“笑谈”时指出，对留用人员思想改造是个重要问题，及时纠正了某些恶劣风气。

　　知识分子的知心人

　　人们都知道天津医科大学是本市乃至国内外著名医科学府，它的前身即天津医学院，是1951年黄敬市长听取朱宪彝大夫的建议而建立的，并委任朱宪彝为首任院长。五十多年来这所学院给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级医务人才。黄敬市长一向尊重知识，注重人才，特别善于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同知识分子交朋友。他襟怀坦白，坦诚相见，谈吐风趣，为人们所称道。许多知名教授、学者、专家不仅把他看做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把他当做是自己的良师益友，认为黄敬市长是最了解知识分子的。黄敬市长不幸早逝，闻者无不悲痛。多年后许多人在回忆中，仍表露出深切的怀念！天津医学院教授俞霭峰说：“黄敬同志对我的教育、帮助，是我加入共产党的原始动因。我3次被评为市级特等劳动模范，是与黄敬同志的教育、勉励有直接的关系。这不只是对我，而是对天津医务人员的关心和希望。”天津大学教授赵今声说：“在南开大学东院礼堂我多次聆听黄敬同志报告，我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对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的认识，主要是听黄敬同志的报告得来的。”他还说：“黄敬同志讲话绘声绘色，既不拿稿子，又不教条，很生动，很有道理。”解放前曾任南开大学校长的何濂，在解放战争时去了美国，流露愿回国之意。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和黄钰生与黄敬同志谈起，黄敬市长立即表示，希望他能回来为人民服务，并希望能多带几个人回来。他们还谈了其他愿回国的高级学者的问题，杨石先、黄钰生深感当时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但和黄敬同志交谈起来，可以毫无顾虑，凡可解决的都能及时解决。由此可以看到天津知识界人士对黄敬市长的敬佩与仰慕，看到黄敬市长在天津知识界留下的深刻印象。

　　为劳动人民创造休闲娱乐的环境

　　人民公园、南开公园、水上公园等几个大公园，都是黄敬市长亲自筹划还参加了劳动建造起来的。那时天津有不少臭河臭坑，黄敬市长要把它们消灭掉，改造成劳动人民闲暇娱乐的地方。他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动员国民党反动统治时留下来的失业工人生产自救。黄敬市长对他们说：“我们要变害为益，用我们的双手把这些地方改造成劳动人民休息游玩的去处。”第一个工程就是修建人民公园。这个地方原是一个大地主荒废的花园。黄敬市长和工人一起冒着盛夏炎热，参加劳动，挖土抬筐。因他身体带病，工人怕他太累了，想法让他干轻点、少干点，他说“不累”，要和工人一起干。在他的鼓励下，工人劳动热情很高，工程进度很快。公园建成后，毛主席欣然题写“人民公园”4个大字。这是毛主席为天津名胜少有的题名之一。

　　位于南开区中心，面积130余亩、深8尺的一个大臭水坑，名南开蓄水池。这是清王朝、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祸水。许多工人住在这个臭水坑四周搭建的吊楼和窝铺里。到处是粪便垃圾、蚊蝇蛆虫，瘟疫流行，严重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1952年开工改造，逐年修建了蓄水池下水道，填平了臭坑。1955年建花园，名南开花园。经园艺职工的努力，园内曾栽培有各种树木上万株；修建了八角亭、花展、喷水泉、橱窗；开辟了儿童游乐场、老年人娱乐休息的瀑布长廊等等。成为一个上乘的劳动人民游乐场所。随着周围城市基础设施和各项建设的日臻完善，昔日的悲惨一扫无遗。住在这里的老年人会感到他一生中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天地！

　　被人们称做天津“龙须沟”的赤龙河，是1950年垫平，修建成赤龙河小公园的。至此，那时被人们称做天津“四大害”的南开蓄水池、赤龙河、臭水坑(四方坑)都被消灭。全市最大公园———水上公园，也筹划开始动工了。

　　人民的好市长

　　解放天津55年过去了。黄敬同志作为新天津首任市长，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不过三年多。这是天津史册上不寻常的时期。前边略举的一些事例，也许是些“小事”，确实有比之更为重大、更具历史意义的大事。接管城市，医治战争创伤，荡涤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建立革命社会新秩序；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平民愤，顺民意，巩固革命政权；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工商界知名人士李烛尘、朱继圣、毕鸣岐等举行了四万余人的抗美援朝大游行，接受黄敬市长、周叔弢副市长检阅；全市工商各界踊跃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共捐款2000亿元(旧币)，可购买飞机133架；医疗界组织赴朝救护队；文艺工作者赴朝慰问，相声大师常宝堃(小蘑菇)不幸牺牲，黄敬市长带头追悼！全市反帝爱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惩处了干部中滋生的贪污、浪费，反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引导私营工商业向正轨方面发展；积极复工复业，胜利完成了经济恢复任务，全市工业生产总值由1949年的7.29亿元(新币)增长为1952年的19.7亿元，增长了两倍多。天津市委、市政府卓著的工作实绩，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党中央、政务院也转发天津的工作经验。黄敬同志是天津的好市长，他赢得了全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人民永远纪念他。(宋祝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