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给抗大二期学员作《论持久战》报告。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论持久战》，至6月3日结束。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是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的报告。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毛泽东倾力撰写《论持久战》
薛庆超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引起全国各阶层的高度重视。
当时，日军占领南京以后，“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而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后，“速胜论”又流传一时。为了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以持久战思想武装全党全民族，毛泽东决定写一部论持久战著作。
抗日持久战思想，毛泽东早有思考。1936年7月，他就对斯诺说：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全国抗战开始，毛泽东就指出，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为此，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国内外资料和战争理论著作，精心拟定撰稿提纲，开始撰稿后，集中精力，废寝忘食。有时，他两天两夜不睡觉，实在太累太困时，就让警卫人员打盆水洗洗脸，到院子里转一转，在躺椅上闭目养会儿神，接着继续写。其间，由于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缺乏休息，毛泽东病倒了，头疼、失眠、吃不下饭。医生检查后说，没有病，主要是劳累过度和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所导致。医生开了药，要求毛泽东注意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一天，没等全好，又继续撰稿。
一天夜里，天气降温，警卫员把一盆炭火放在毛泽东脚旁。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毛泽东送水，刚到门口，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焦糊味，进去一看，毛泽东正埋头写作，而火盆旁毛泽东脚上的棉鞋却冒着青烟。警卫员连忙喊：“主席，棉鞋着火了！”毛泽东脱掉棉鞋，捂着脚说：“好痛，好痛。”然后笑着说：“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就烧着了。”说完，又写起来。
警卫员回忆：“大概写到第八九天的半夜，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叫我过延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过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主席拿到手以后，就又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起来。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主席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写着《论持久战》几个字。主席吩咐我立即把这些书分送给中央几位首长看，请大家提提意见，准备再作进一步的修改。”
《论持久战》科学地论证了抗战的发展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批判了对抗战的各种错误认识，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是指导全国抗战的理论纲领，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 来源：人民日报
毛泽东《论持久战》问世前后老照片曝光
1938年春，在陕西延安一间简陋的窑洞里，毛泽东同志在撰写《论持久战》。
影像的生命在于纪录，可是有的影像从来就不为人知，当我们一张张翻阅《解放军画报》保存的数以万计的抗日战争的影像时，眼睛触及的画面，都让人深刻地感知到疼痛、哀伤、震惊与悲壮，这疼痛是植入骨髓的，这哀伤是令人警醒的，这震惊是刻骨铭心的，这悲壮是荡气回肠的，因为这是人类都必须正视的――战争与和平。
历史在回望中显现价值，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这部最宏大、最壮烈的史诗里，在70年前这场最激越、最艰苦的战争中，各国著名和无名的摄影家为历史存真，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从而让我们能够拼贴出一幅幅历史的画卷，感受那段无法亲历的历史。从今天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刊 视觉记忆》专版与大家见面了，故事就在身边，历史就在眼前，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年代的共同记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武力吞并全中国的侵略计划，继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冀东之后，又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
国家处于危难时刻，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人出席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同志给抗大二期学员作《论持久战》报告。
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鉴于华北危急，洛川会议决定红军主力立即出动，进入山西抗日前线。
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就这样坚决地、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本报记者 孙 阳)
照片除署名外均由《解放军画报》资料室提供
“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
图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
毛泽东一生著述丰富。《毛泽东选集》四卷中的二、三两卷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从数量上看，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研究如何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胜利；从质量上看，毛泽东著作中一些重要代表作基本上是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这里重点谈一谈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方面的两篇重要代表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是把握全局、预见未来、克敌制胜的战略性著作
《论持久战》是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稿。文章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深入分析了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矛盾特点，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阐明了中国不会亡，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道理。
1、《论持久战》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写出来的
比如，毛泽东分析：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而中国的情况，他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所以，“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再比如，毛泽东分析了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在十个月侵略战争中是弱于战略、强于战术，“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
文章分析抗日战争的持久战需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指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毛泽东在文中还分析了怎样进行持久战的问题，阐明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作战原则和作战形式等。他指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
2、《论持久战》是把握全局、预见未来、克敌制胜的战略性著作
历史事实证明：《论持久战》是把握全局、预见未来、克敌制胜的战略性著作。第一，抗日战争确实是按照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这样三个阶段发展的。第二，《论持久战》预测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者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之大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完全证实了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论持久战》进一步发展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把坚持统一战线作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政治路线；更是进一步发展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军事思想，从实际出发、从特殊性出发来研究抗日战争的规律，把坚持持久战的战略作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军事路线。
3、《论持久战》从思想上武装了很多人
毛泽东本人很看重《论持久战》这部著作。据何其芳回忆，1961年1月23日，应毛泽东之邀，何其芳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讨论写《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其间毛泽东谈起国家大事时说：“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缺少舆论准备。抗日战争时期，有《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就有了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影响了很多的人，也从思想上武装了很多的人。林默涵回忆在《解放》周刊读到《论持久战》的情景时说：“我看到的时间也就是1938年七八月的样子。我是在武汉郊区的山上一口气读完的。越看心里越亮堂，越看越高兴。中国不会亡，但也不会速胜。我从心底里呼出了这句话。”“当时奇怪得很，仿佛自己换了个人一样，由茫然变得有信心了。”于是，林默涵1938年去了延安。他回忆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那一年发表的，它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指出了抗战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也使我的思想产生了一次最大的变化。我就是因为看了《论持久战》，才萌发了去延安的愿望。”
叶剑英元帅在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时重读《论持久战》，曾作《七律·重读毛主席〈论持久战〉》诗一首，最后两句是：“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堪称《论持久战》的姊妹篇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产生于1938年5月。这篇文章深入分析了持久战中的游击战不只是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地位，堪称《论持久战》的姊妹篇。
1、提出了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
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下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毛泽东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向来重视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从特殊性出发。对抗日游击战争的研究亦不例外。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本来是密切地联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许多东西二者都是一致的。然而游击战争又区别于正规战争，它本身有其特殊性，因而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许多特殊的东西；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决不能用之于特殊情形的游击战争。”
毛泽东深入研究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他在文中指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2、认定抗日战争根本上是农民的战争
毛泽东从中国的广大人口在农村，五个人中就有四个是农民的特殊国情出发，认定中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和采取游击战争的武装斗争道路。毛泽东认定抗日战争根本上是农民的战争，只有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游击战争的威力，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谈到了这一条。他说：“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
正因为中国革命是农民的革命，抗日战争是农民的战争，所以毛泽东指出：“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农民打日本的主要战争形式是游击战。毛泽东对抗大的学员们说：现在在抗战，“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要下决心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游击战争。毛泽东又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武装斗争称作游击战争，并对即将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陕北公学的学员们说：你们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
3、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开创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生动范例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将重视武装斗争同重视农村包围城市、重视农民、重视游击战争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开创的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生动范例。这一结合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效力。
这篇文章对纠正抗战初期党内外存在的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寄希望于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争的错误认识，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游击战争广泛而迅猛的发展。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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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赞《论持久战》
1938年7月，延安解放社和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敌占区、国统区广为流传。关于当年这部著作在国统区的反应，曾经在李宗仁身边工作过的程思远先生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杨薇） 北京日报
《论持久战》与抗日战争胜利的再认识
近日，网络上有人发文总结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五大战略贡献，文中称蒋介石“最早提出持久战的作战思想”，在学习了蒋介石讲话精神后，“毛泽东连夜写了《论持久战》的学习心得体会”。此文不仅在网络上公开传播，也在一些较为隐蔽的公众微信号中广为传播，混淆视听，误导大众，有必要澄清之。
有人说，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之一，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头脑里。此话虽属笑谈，但却颇具哲理。抗日战争时期，最难的事，莫过于把正确的抗战思想装进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的头脑，让每一个中华儿女知所趋就。谁能担纲此任，谁就可能力挽狂澜，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要明白这一道理，需要首先回顾一下当时的中国历史状况。
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而且其志不小，意欲先征服中国，进而征服整个亚洲，最后称霸世界。为此，日本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并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１９３１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至１９３２年２月，东北全境沦陷。１９３５年，日本又发动华北事变，目的是将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及北京、天津“五省二市”通过“自治”而分离出去。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侵华的战火最先从北京卢沟桥燃起，随后北京和天津被占领。８月１３日，日本以３０万强兵进犯上海，淞沪抗战打响，喋血抗日的壮烈挡不住日本法西斯的屠刀，１１月，上海沦陷，太原失陷。１２月１３日，日本攻进南京城，对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进行了长达６周的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１２月，山东大部分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滕县、台儿庄……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凶残进犯，中国军民奋起抵抗，谱写了一曲曲誓死保家卫国的壮歌。但是，训练有素、装备先进、凶残且战斗力强的日本侵略者，也使一些人感到恐慌、胆怯，有的人因此抛出了“亡国论”，认为中国必败无疑。如汪精卫在抗战爆发前就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长驱直入，他再次叫嚷“再战必亡”，说如果坚持打下去，中国“无论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这种论调的逻辑终点就是“不打尚好，越打越糟”，妥协投降才是上策。显然，这种结局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不情愿接受的。但是，日本人的节节胜利，也摆在眼前，而且有增无减。
更令人担忧的是，１９３７年９月平型关大捷、１９３８年３月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产生了“幻觉”，认为日本远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再坚持三个月，苏联一出兵援助，美英再派兵支援，战胜日本指日可待。这种过分寄望于他人援助和盲目低估日本实力的“速胜论”观点，其可取之处，是认为中国能够战胜日本，这在某种程度上能激励士气，但稍有头脑的人就能认识到，三个月战胜日本无疑是痴人说梦；其最大缺点，就在于“不知彼，不知己”，其逻辑归宿只能是“每战必败”。所以“速胜论”不仅难以成立，而且在实践中十分危险。
那么，此时的中国命运该向何处去？中国不能亡，中国不愿亡，中国不该亡！这是每一个有骨气的中华儿女心中的信条。但是，此时的中国怎样做才能避免“灭亡”？如果说中国能够战胜日本，又靠什么来取胜？残酷的现实警示国人：此时的中国，武器远不如人，装备及军需物资储备远不如人，训练远不如人，求胜的欲望和必胜的信心也远不如人。那么，中国靠什么来战胜敌人？如果说中国能够胜利，什么时候才能够胜利？诸多问题，是横亘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巨大问号，谁能解答？
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数日的奋笔疾书后，毛泽东《论持久战》公开发表，系统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规律，清晰回答了上述问题：第一，中国是能够战胜日本的；第二，中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是战胜敌人的唯一法宝；第三，抗日战争要打一场持久战，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接着，毛泽东又就打什么样的持久战、怎样打持久战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毛泽东的智慧之处，就在于其对战争规律的透彻理解，对中国社会现状和民众心理的准确把握。众所周知，决定战争胜负的变量因素有很多，如军队的人员、武器的精良、士兵的训练有素等，每一个变量因素都会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巨大影响。此外，决定战争胜败的还有人的因素，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古今中外，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争，都是在“人”的因素上下足了功夫。毛泽东看到，单单凭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是无法取得胜利的；仅靠共产党的力量，也同样难以打败日本，必须发动广大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实行全民族的抗日，这才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正途。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论断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式发表是在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６日至６月３日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当时毛泽东围绕《论持久战》进行了连续６天的讲演，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论持久战》共２１个问题，前９个问题主要是说明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后１２个问题主要是说明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着重论述了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有人说，“持久战”的作战思想最早是蒋介石提出，而非毛泽东；持此论者称：蒋介石早在１９３２年就告诉记者说，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我们就把首都迁往四川，以适应长期持久战。这也被认为是蒋介石最早提出“持久战”的证据。且不论这段资料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如何，也不论蒋介石事实上表现出来的对抗日态度的暧昧和反复，单就其中对“持久战”思想的理解，就显得十分幼稚和偏狭。“持久战”是一种系统的军事理论，有着丰富的内容，缜密的逻辑论证，远不是某人的一两句话就可说清道明的。
蒋介石是否对记者有过上述表述，尚有待考证；但仅从字面看，只能说他有一个说法，只是他作出的一个简单判断，并未上升到一个理论，因为他没有对持久战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更没有将这种思想装进“所有官兵和民众的脑子里”，成为指导全民族抗日的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倒是国民党内陈诚和蒋百里等人有过“持久战”论述和言论，但均与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主张不同，立场也不同，难以望其项背。
事实上，毛泽东的“持久战”观点早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提出了。他说：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地性急是不行的。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也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完善的过程，至１９３８年５月才臻于成熟。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均对持久战思想有过积极贡献。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式发表后，不是束之高阁，也不是用来装点门面，而是用其指导当时的战争实践，他不仅用“持久战”的思想武装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而且也设法装进了包括国民党军官在内的中华民众的“脑子里”。史料表明，蒋介石、白崇禧等国民党要人看到《论持久战》后，深为叹服。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把它作为抗日战争的指导思想。１９３９年《论持久战》英文版发表，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实践证明，《论持久战》确实是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武器和旗帜，“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指路明灯”。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教授） 来源：红旗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