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抗战老战士焦润坤—— 

　　“我就是日寇侵略罪行的‘活见证’” 

　　硬朗的腰板，矫健的步伐。看着眼前这位“风一般”的老人，很难让人相信，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已经年至耄耋。正是因为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7月7日参加纪念大会那天，老人坚持不要陪同、不要专车，搭着顺风车就出发了。

　　“能参加这样隆重的纪念大会，我觉得非常骄傲！”焦润坤老人动情地说，“我是代表千千万万牺牲的战友们，在享受这个时代赋予的荣光。”

　　随着老人的深情述说，我们仿佛回到了多年前那个战火纷飞、国土沦陷的年代。

　　“我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户贫民家庭。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寇开始对南京及周边铁路沿线城市狂轰滥炸。日寇的滔天罪行，让我成为了‘孤儿’。”焦润坤老人回忆说，“那一天，13岁的我正在常州火车站提着篮子叫卖豆腐。突然间，急促的空袭警报声响起，日寇的炸弹如雨点般落下，街道上顿时血肉横飞，平民百姓死伤无数，真是造孽呀！”

　　焦润坤

　　虽然侥幸逃过一劫，焦润坤却在随后的逃难途中与家人失散，几经辗转，最终被送入了位于上海的工华儿童收容所。1938年，为了不让这些孩子落入日寇手中，著名爱国人士竺梅先挺身而出，将收容所里的孩子全部转移到浙江奉化后琅乡泰清寺，创办了国际灾童教养院。

　　“为了顺利将我们送出日统区，竺先生还专门找了几个欧美人士，假装合作伙伴作为掩护。”焦润坤老人愤慨地说，“可恨的是，日寇连孩子也不放过。”

　　1940年10月，国际灾童教养院驻地遭到日寇细菌弹袭击，大面积爆发瘟疫，近百名孩子受到感染，焦润坤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发高烧、打摆子，浑身脓包。每天早上起床，宿舍里都是哭声一片，因为脓包破裂，和被子粘在一起，撕心裂肺地疼。”焦润坤回忆说，“我们90多个人被集中隔离，由于日寇封锁，缺医少药，只能自生自灭。三个月后，隔离区里空出一大片床，我侥幸活下来，几乎瘦成了皮包骨头。”

　　“我就是日寇侵略罪行的‘活见证’！”焦润坤老人激动地说，“当年，日寇犯下了滔天罪行，造成了多少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但直至今天，日本还有一些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真是丧心病狂，恬不知耻！对此，我们绝不答应，要坚决回击！”

　　“我们在国际灾童教养院接受的是爱国教育，最爱唱的是《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歌曲。”焦润坤老人介绍，1942年，教养院驻地沦陷。当时，竺梅先因积劳成疾已去世，接替他继续这份事业的妻子徐锦华，也因经费、粮食无继，陷入重重困境。当时，汪伪驻军多次要挟接办，徐锦华坚定地说：“宁可解散，也绝不能把孩子们送到日寇和卖国贼的手中。”从此，教养院里的500多名孩子风流云散。

　　“从教养院里出来的孩子，如今有在大陆的，也有在台湾、美国的。我们在后来的聚会中常常聊及往昔岁月。”焦润坤老人动情地说，“虽然彼此际遇不同，但是有一点，500多人里没出一个汉奸！”

　　“我们去哪？参军！报国！打鬼子！”焦润坤自问自答。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焦润坤等32名年纪稍长的青年，一起投奔了部队。焦润坤本人，也如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淞沪四支队”，走上了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一次，在成功打下日寇据点后，焦润坤还在《浙头战斗报》上写下了激情澎湃的《攻打下湖头庙》。“抗日战争期间，我脑子里只想着把日寇赶走，不管敌人多么疯狂残忍，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我都不畏惧。”焦老坚定地说。

　　“老头子很爱写文章，还经常去学校和部队搞讲座，说是要把那段历史好好传承给下一代，这也是他缅怀战友的一种表达，我很支持！”焦老的夫人、84岁的解放军老战士黄强说，“我的家乡在辽宁营口，当年，我妈妈就是在‘九一八’逃难中去世的。今天，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不思悔过，还在无耻地否认历史，还要脸吗！”“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谈起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焦老感同身受地说，“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不忘历史，从历史中找到前进的动力。尤其是现在，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越来越少，我要在有生之年把传递历史记忆的工作做下去，这也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国民党抗战老战士林上元—— 

　　“最大的理想就是从军抗日、保家卫国” 

　　也许很多人都没有想到，7月7日的纪念大会上，一位国民党抗战老战士能和习近平主席一起按下启动按钮，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像揭幕。

　　“有些意外，但真是倍感荣耀。”亲历这一切的林上元老人激动地说，“这是对我们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安慰和鼓励。这说明共产党和政府是尊重历史的。我想现在生活在台湾的抗战老兵和他们的后人，看到这样的场景，也会感到非常欣慰。”

　　抗战，是永不褪色的记忆。“当年，面对日寇的铁蹄，面对国土的沦丧，我们最大的理想就是从军抗日、保家卫国。连绵的抗日烽火，激荡着无数青年的热血。”林上元老人说，当时，他身为国民党第七战区参谋长的父亲林薰南，要求他报考重庆大学经济系。但是出于强烈的抗日意愿，他平生第一次违背了父亲的“军令”，于1941年考取了黄埔军校炮兵专业。

　　“贪生怕死勿入此门！”林上元老人回忆，当时黄埔军校的很多教官，都曾在抗战一线浴血奋战。授课中，他们始终不忘提醒麾下学子：学好本领打鬼子！

　　1943年毕业后，成绩优异的林上元，毅然放弃留校的机会，选择赴第12集团军教导团当排长。这期间，他和同为排长的黄埔校友——广西人苏仕英、广东客家人孙越成为好友。“平日里，我们经常一起聊天痛斥日本人，痛斥一些破坏团结抗日的乱象。”林上元老人激动地说，“这期间，我先后随部队去了湖南、江西。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我当时所在的部队未有机会与日军正面交战。”

　　林上元

　　由于一线伤亡牺牲很大，造成参谋人员奇缺，翌年，林上元被调到位于成都的中央陆军大学参谋班学习。“1944年，日寇为打通粤汉线，开始加紧进攻广东曲江，参与守卫的第12集团军教导团伤亡极大。”林上元动情地说，“我的好友苏仕英和孙越先后阵亡。当噩耗传来，我真是锥心刺骨地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消息传来，平时烟酒不沾的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开怀畅饮，足足醉了两天两夜。”林上元老人激动地说，“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所进行的正义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怎能不让人感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走上战场已是抗战后期，对抗战没有做出太大的贡献。而当时浴血奋战的战士，很多已经故去。九泉之下的他们，如能看到今日中国，应该会感到非常欣慰。”

　　“这次的纪念大会上，我和一起参加活动的新四军抗战老兵焦润坤进行了交流。他认为，当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全国主要任务是团结抗日，阶级矛盾必须服从民族矛盾，我对此非常认同。”身为黄埔同学会会长的林上元老人说，“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顺应历史潮流，实行第二次合作，从而在全国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奠定了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这样的论述让我觉得很欣慰。”林上元老人说，“当时，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这些将士在抵御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其中有十几万黄埔师生血洒疆场。去年，民政部下发通知要求，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会保障范围，还要求在纪念抗战胜利等重大活动及节日时，要邀请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并予以慰问，这些政策让我们感觉到，国家是高度认可老兵们的抗战功绩的。”

　　谈到时下一些日本右翼政客否认历史的无耻言行，以及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之举，林上元老人愤慨地说：“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言行，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是不得人心的，当年曾经受侵略、受压迫的各国人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少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推波助澜，将来必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