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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北革命斗争情况的回顾

2015-06-23 16:18:00来源: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作者:李梦夫

  (一)

  广北的整个工作,我认为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从1940年底到1941年。这是广北工作的开辟初期,主要任务是培养积极分子,建立点线关系。我们通过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从中发现了一些积极分子,从而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点线关系。不过,这时大部分村庄还没有建立党支部。即使是建立党支部的几个村庄,党员人数也不多。开辟较早的六、七、八区情况好一些,九、十区的工作不多。

  第二阶段大致从1942年到1943年春,主要工作是初步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在这段时间,我们组织了农会、妇救会、青救会等,并开始成立小学,开展教育,初步整顿乡村政权。我们对广大群众反复进行了团结抗战的教育,广泛宣传党中央关于“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分裂和倒退行为,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团结一致,支援抗战。如挖抗日沟,给部队运送伤员,提供给养等。群众抗日团体在六、七、八、十这四个区基本组织起来了,五、九两个区还处在组织发动之中。这一阶段,广北的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

  第三阶段大致是从1943年夏天到年底,主要是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有些村子召开了斗争会。斗争会通过讲道理,使雇工的劳动待遇和工资都有所改善和提高。

  减租减息期间,再次组织了农会。这次组织农会比较严格,必须是真正的贫雇农参加。减租减息工作由农会主持,领导干部坐阵指挥。妇女和青年组织搞宣传发动,帮助打通思想,同时也参加减租减息班子,具体搞减租、减息、清算账目等。这样,妇救会、农会、职工会、青救会就真正组织起来了,会长都是经过斗争考验的积极分子。到了冬天,也就是减租减息斗争的后期,大部分积极分子被发展入党。五、六、七、八、九区,特别是南九区和五区大部分村庄都建立了党支部。

  减租减息以前,广北虽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但我们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通过减租减息, 广北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真正建成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第四阶段大致从1944年至1945年春,主要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组织发动大参军。在这个阶段,党员继续发展,群众组织更加巩固,党支部建设得更加坚强了。那时部队住在哪里,哪里的民兵就组织起来,开展大练兵运动。稍微大的村子都有练兵场,民兵练得都能越过障碍了。

  在1945年阳历年的前后,县委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了拥军优属教育,并且利用过节的机会,敲锣打鼓给抗属挂光荣牌。拥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动员参军,扩大部队。那时提出的口号是 “组织力量,准备反攻”、“参军光荣”。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参军运动。仅1945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时间,就有三千名青壮年报名应征。应征新战士都戴红花,骑大马。为了配合动参,我们办了一个《光荣报》,有一期的题目就是《三天三千》。

  参军结束后,就是整顿组织了。因为参军后,有些支部很多党员走了,像西商村十一个党员就走了七个。在整顿组织的同时,我们仍大力组织生产,到了8月日本就投降了。

  (二)

  广北县、区的党政组织也是逐步建立健全的。1941年秋,我刚到广北时,广北县委只有张力群和张觉民,广北行署有赵子谦,其他还有各界联合救国会(各救会)长王锐锋和农会主任宋立言。不久,上级对广北的党政组织做了一次充实调整:张觉民调走,我接任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刘东海任组织部长。县委宣传部、组织部也配备了干事。王锐锋调走,宋立言任各救会主任兼农救会主任。王萱任妇救会主任(时间不长换为王瑞甫),郭绍仪任青救会主任。职工会主任是周林(长山县人),后来为王德卿(王安贵)。县委保卫部长是孙周元,改为公安局后由霍瑛任局长,1945年换为王萍。

  我到广北不久,行署主任赵子谦调走,由门金甲接任,行署的工作人员又增配了一些。秘书先是鲁光,后是石楚。民政科长田耕是1942年去的。1942年初,广北县财政科长杜慎五,武装科长(后改武委会主任)高峰,文教科长先为武荣甫,后是王力夫,粮食局长是隋奎文,工商管理局长是石晓村(王云阶)。

  大概到1942年底,各个区的党政组织也基本健全了。当时五区区委书记刘学章、组织委员张士欣、宣传委员许星奎、区长刘寅初;六区区委书记马洪彬、组织委员孟庆隆、区长是郭锡安(后妥协跑到东北)、特派员黄树生(后来任益寿县公安局长);七区区委书记张荣武(后为刘春泉)、组织委员刘春泉、宣传委员姜方萍、区长燕简斋(之后是丁树杞)、妇救会主任于景芝(之后魏志贤);八区区委书记开始是张杰(后是马洪彬,再后是万景亮)、组织委员闫沐忱、宣传委员张登科、区长武荣甫(接着是张力夫,后是岳树村)。马洪彬走后,大概八、九区就合并了。1941年和1942年九区只有区委书记李润生和区长王凤瑞与做宣传工作的陈立邦,后李润生得了病,在九区基本没开展工作就撤出来了。1941年冬天,十区书记是刘俊杰、区长燕梅村。为了开展九区的工作,1942年冬天广北县委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了西北工作团,共二十几个人,是半武装性质。我是宣传部长兼工作团团长,任务就是开辟九区工作。九区那地方是成建基的势力范围,他基本上控制着这个区。工作团刚到九区时,和清河军区特务营营部一起行动。特务营长是沈传贤,教导员是赵浩然,他们至少有一个连配合我们行动。

  1942年下半年或1943年,成立九区区委。我兼任区委书记,王丕珍任组织委员,燕文符任宣传委员,曹百绪(曹继武)任武委会主任,张浩然任区长,张陶村任副区长,李玉秀任青年委员,叶之山负责农会工作,安子芝负责妇救会工作。其中王丕珍、张浩然、李玉秀、叶之山等都是工作团成员。1943年冬或1944年又分出北九区。我在区里工作是从1943年到1944年一年半的时间,1944年冬天又回了县委机关。

  (三)

  我们在广北非常重视统战工作。广北是封建统治比较深,文化很落后的地区,那时的妇女没有不缠足的。广北又是成建基的老巢,他在那里有很大的势力。在1940和1941年,甚至1942年的一些时候,成建基的势力能秘密渗透到七、八、十区的一些村子里。这些村子里的许多人在他的队伍里当兵,也有些地方实力人物与其勾结。

  广北有一些“头面”人物,如岳植三、贾子芝、商吉堂、翟培卿、丁化南、隋梦楼、董显光、郭梅村、马德仁等。这些人都是些土皇上,一举一动都很有影响。在群众未发动起来以前,我们要搞点什么活动,这些人不表态是不好开展的。因此,我们在广北开始做群众工作的同时,还注意做这部分上层人物的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召开一些座谈会,对他们宣传抗战道理,讲明我们由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改为现在团结抗战,讲一番道理之后,再请他们表态。他们迫于面子,也讲一点抗日的话。

  我和门金甲同志都做过这项工作。对这些人,我们也是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我们把他们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就是投靠敌人的、中立的、倾向和支持我们的。通过做工作,他们有的有转变,像董显光、隋梦楼。董比隋更好一些,这个人是前清秀才,曾在河北省做过宫,算是个开明士绅。他懂得教育,还懂点中医。隋梦楼表现也很好。那时山东搞统战工作还有个国民党抗敌协会,县也有抗协办事处,算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组织。我跟县抗协办事处主任丁毅(又名武义亭,共产党员),一起做过隋梦楼的工作。我们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送给他,他看了后,说毛主席英明,对国家大事了如指掌,有这样的人领导,抗战定能成功。隋梦楼表现很好,他后来当了县参议会参议长。此外,有些人后来中立了,如岳植三、郭梅村、丁化南等,对抗日不怎么积极,但也不搞什么破坏活动。在广北上层人物中,比较坏的是商吉堂、翟培卿。翟培卿跟成建基拜三番子,拜老子(日本人叫“安清道义会”,实际上是青红帮)。商吉堂原是华北新闻社的总编,他吸大烟,经常明目张胆地勒索老百姓。后来在斗他的时候,有个叫商明政的拿着商吉堂给他的条子上台去念,条子上写着:“本人经费万分困难,今日借,明日还,见条请付大洋一百元”。商吉堂说借钱是好听,实际上只借不还。成建基的据点安在三里庄,商吉堂和成的关系非常密切,商吉堂当了乡长。成建基给他买了一匹大骡子,有跟差的,还有账先生。成建基开条子跟这个乡要钱(这个乡比较富),如果要一千元,商吉堂起码就扣下三百。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依靠敌人,应付我们。

  我们在争取这些“头面”人物的同时,还开展了瓦解、争取敌伪人员的工作。因为广北在成建基部队里当兵的很多,一个人又有好多亲戚。做好这个工作,意义是很大的。经过两三年的工作,在成建基队伍里当兵的就少了。成建基部开始一千多人,到了后来我们打三里庄时,他就剩下七百人了。1941年和1942年,成建基的情报也搞得很凶。记得成建基派人打入我们的县政府,把门金甲的马骑到三里庄去了。八区的小杜村离三里庄三十多里路,成建基都能派人去小杜抓人。后来,我们把他下边的人争取瓦解过来,他的情报也就不准了。

  瓦解敌伪的工作,就要打击坏中之坏。1943年冬,刘其人政委在丁家,请各乡乡长和村长开了一个会,枪毙了两个私通敌人的伪村长,是李佛园、马郎周村的。通过杀一儆百,有些人就老实多了。

  在广北,我们还对商业采取了保护性政策。那时广北有油坊、药铺、轧花坊。我们支持他们发展,他们也对我们有帮助。有一次敌人“扫荡”,我把一个同志安排到油坊掌柜的商士恩那里,他让这个同志穿上大褂,掩护了这个同志。由于对商业采取保护性政策,抗战期间广北在经济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四)

  抗战期间,广北还与其他两县建立了广(饶)博(兴)蒲(台)三边工作委员会。这个三边,不是南边的广博蒲三边,是另一个。1943年秋正式成立,1944年撤销。三里庄在成寨西南,那时属蒲台,整个村都盖成了一个据点。三里庄一带比较富庶,成建基征收粮款、补充兵源都依赖这里。广九区差不多村村都有在成建基部队里干事的,三里庄西边有个许家日本鬼子据点。他们互为犄角,统治比较严。为便于开展对日伪的斗争,我们就以博七区、广九区、蒲四区组成了“三边”,建立了工作委员会。蒲四区区委书记是田浮平、孙涛,博七区区委书记是曹×芹。广九区分南、北两个九区,南九区是我兼区委书记,北九区区委书记是张荣武。广博蒲“三边”工委书记由独立团政委孙正兼任,副书记是王月村和我。王月村是上级派来的,是负责妇女工作的。在这里工作的有县的几个同志,还有清河行署公安局派来的苏华、徐胜等几个同志。此外,清河军区人武部也派来了李平凡、商己恭等几个干部。

  打掉三里庄伪军据点后,敌人又在郝家安了一个据点,驻了一个团。这个团在1944年三四月间被咱们逼走了。郝家据点撤了,广博蒲三边工委也就撤销了。

  广北对革命的贡献相当大。清河区在最困难时就剩下广饶、博兴这一块地盘,也叫做一枪打透了的根据地,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这里盛产粮、棉、盐。部队的服装主要靠广、博供应。后来我们大反攻,第一批兵员也主要是这地方出的人。清河区(后改渤海区)党委很重视这块地方,景晓村、杨国夫、刘其人、李人凤要粮要兵都经常靠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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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