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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光辉战斗历程

2015-05-29 20:04:00来源: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作者:

  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光辉战斗历程

  侯存明

  山东西部地区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以“抗日救亡”为号召,广泛动员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初期阶段;八路军主力挺进鲁西,打开局面,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阶段;再到日军重点进“剿”我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连续进攻,是我八年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经过采取一系列正确方针和斗争策略,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保存和发展了抗日力量,坚持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然后由防御转向进攻,再由局部反攻到全面大反攻,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斗争过程,展现出一幅威武雄壮的历史画卷。

  一

  这里所说的鲁西,是指山东省津浦铁路以西地区,这里的农民素有反抗压迫、反对强暴的传统,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家喻户晓的梁山英雄,就出现在鲁西大地。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受济南、徐州、开封等周围大城市的影响,先后在城市和农村建立了党的组织,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发动农民和贫民抗捐抗税,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之后,在全国革命转入低潮的时候,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鲁西北地区①党组织领导发动:“陵县暴动”、“坡里教堂”武装起义和“谷官屯”农民暴动。在泰西、湖西和鲁西南地区②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宣传群众,领导人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遭到新旧军阀的残酷镇压,党组织一次次被破坏,但是党的组织仍然存在,而且始终没有放弃斗争,他们为迎接新的历史任务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山东西部各地党组织响应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号召,积极恢复和发展党员,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鲁西北,中共鲁西北特委与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专员范筑先亲密合作,建立了全国注目的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后范筑先为国捐躯,其部下的反共顽固派自立山头,将攻击矛头指向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我党领导的部队和跟随我党的其它抗日武装,继承联合抗日的事业,组成筑先纵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在泰西,当地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多支抗日武装,独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湖西和鲁西南,共产党组织一面动员群众,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同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武装力量,建立统一战线,同时对其中的反共顽固派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推动抗日斗争的开展。

  综观这一阶段鲁西的局面,党的组织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各地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拉起了抗日队伍,广泛动员了民众,有些地方还建立了抗日政权和半政权性质的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开辟了一定的活动区域。但是,我党领导的由农民刚刚组建起来的武装力量,由于武器短缺和陈旧,又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所以战斗力还不强,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下,处于被动和困难的境地,活动区域时大时小,极不稳定。

  二

  从1938年上半年开始,八路军主力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陆续由晋西北向冀鲁豫平原挺进。从1938年1月初至1939年3月,第129师和第115师主力,先后分多批到达鲁西北、泰西、湖西、鲁西南及周边地区。八路军主力是以老红军为基础组建的,他们百炼成钢,英勇善战,到达鲁西平原伊始,即连续进行了香城固、陆房和梁山等战斗,重创日军。其中的梁山伏击战,击毙日军少佐大队长以下300余人,俘日军24人,缴炮3门,机枪15挺,创造了在敌我兵力相等而我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受到八路军总部的表扬。我军连战皆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挫伤了敌人的锐气,极大地振奋了鲁西军民的抗日斗志。

  向敌人发起攻击

  八路军既是威武之师,又是文明之师。八路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老百姓说话和气,不打人,不骂人,不调戏侮辱妇女,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东西赔偿,而且为群众打水、扫地、劈柴等。这些让人民看到一支从来没有见到和听到过的文明军队,一下拉近了军队和老百姓的距离。历史上是闻兵色变,现在是亲如一家,群众把八路军看成真正自己的军队,他们热情慰问、支援八路军,送子弟参加八路军。

  尤其重要的是,八路军主力的到来,带来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建军、建政、创建根据地的宝贵经验。1938年年底,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该师第386旅主力和先遣支队一部,进至冀南、鲁西北地区,召开两地区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确定依靠群众,依靠农村,巩固冀南和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会后,组建先遣纵队统一指挥已到达鲁西北地区的各部队,以坚持鲁西北地区的斗争。1939年3月,第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师直属队和第343旅第686团等部抵达鲁西。罗荣桓多次强调要创建抗日根据地,就要重视群众工作,将农民发动起来,成立农民协会,有了群众基础,一切事情就好办了。他还一再强调要建立各级政权,通过政权系统筹集粮款,保证供给。之后,在东平湖内小安山召开的鲁西军政委员会上,根据第115师到来后的斗争实践,罗荣桓着重指出:平原虽无山地作屏障,但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成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人山人海,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只要坚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改造地形,创建和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会议据此做出创建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决定。根据会议精神,第115师独立旅旅长杨勇和鲁西区党委负责同志,在运西③地区。依靠建立起来的乡村政权,在解决军用民食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进行破路,改造地形,这既可以阻断敌人的汽车通行,又便于抗日军民利用路沟隐蔽转移,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1月15日,中共鲁西区党委成立,张霖之任书记,统一领导鲁西北、运西、泰西三个特委(不久,特委改称地委)。同年8月,鲁西军区成立,第115师独立旅旅长杨勇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后肖华率领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由冀鲁边进入鲁西,与独立旅合并,恢复第343旅番号,肖华任第343旅政治委员兼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任第343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副司令员)。1940年4月15日;鲁西地区在先后成立30个县一级政权单位的基础上,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决定将鲁西北、泰西两个行政委员会合并,成立鲁西行政主任公署,选举肖华为主任。

  在此期间,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于1938年下旬到达湖西地区的丰(县)单(县)边,奉总部命令改称苏鲁豫支队。此时,我当地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正面临多股伪军在日军支持下的大举进攻。苏鲁豫支队对严重危害湖西地区的三股较大的伪军力量,连番出击,首歼汉奸王献臣部,接着摧垮驱逐伪军金啸虎部,在我军声威下争取伪军籍兴科部反正,剩下的少数日伪军被我围困在丰、沛县城内。之后,苏鲁豫支队又挺进到单县以南、砀山以北、曹县以东地带,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将丰县、沛县、铜山、金乡、单县、砀山的伪军和维持会大部肃清,并扫除部分反动武装和危害群众的土匪武装。在3个月的时间内,苏鲁豫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作战20余次,并打退日军的一次大的“扫荡”,开辟并扩大了湖西抗日根据地,原先的苏鲁豫特委改组为苏鲁豫区党委,所辖地区扩大到陇海铁路南北的苏北、皖北各县。但是,正当苏鲁豫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亲痛仇快的内部“肃托”事件发生了,各级领导干部大部被捕杀,各级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全区党员由上万人急剧下降到几千人,各级群众组织几乎全部解体,主力部队减员近1000人,地方部队几乎全部垮台。日伪军乘机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使原为我控制的一些地区或伪化,或为国民党地方顽固军队所侵占,我活动区域缩小到以单县为中心的一小块地区。1940年3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撤消苏鲁豫区党委,在原苏鲁豫边区的潮西地区建立湖西地委,划归鲁西区党委领导。

  在鲁西南地区,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旅直属部队,于1938年12月中旬到达直南、豫北地区④,与前期到此的该旅部队以及活动在当地的游击队会合,整编为冀鲁豫支队,以直南为依托,南渡黄河,开辟鲁西南地区。冀鲁豫支队先后在金乡和曹东南两地重创日军,接着又两次粉碎日伪军大规模“扫荡”。总计一年来,冀鲁豫支队共对敌进行大小战斗101次,毙伤日军684名,伪军1375名,缴炮10门,轻重机枪65挺,步手枪等1925支。同时,还驱逐了暗通日伪、专事袭击我地方武装和党政人员的国民党地方顽杂军。在巩固直南、豫北地区的同时,开辟了纵横百里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原受苏鲁豫区党委领导的鲁西南地委,与受冀南区党委领导的直南、豫北两地委,合组为冀鲁豫区党委,先后由王从吾、张玺任书记;并成立冀鲁豫军区,先后由黄克诚、杨得志任司令员。(后习称这时的冀鲁豫为“小冀鲁豫”)

  至此,鲁西抗日根据地和鲁西南所在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两地各建立了区党委和军区。在鲁西还建立了鲁西行政公署,在冀鲁豫则分设了3个专员公署。两个地区的工农青妇群众救国会和民兵组织也都广泛建立起来。以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改革也开始在各地农村进行。

  三

  进入1940年,日本侵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逐渐将主要兵力转向敌后战场,开始对我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横“扫荡”。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战略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当前八路军的战略任务是:粉碎敌人的“扫荡”,坚持游击战争,打退一切投降派和顽固派的进攻,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并在巩固中求发展。此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实施第一期“治安肃正”计划,鲁西和冀鲁豫这两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成为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194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给鲁西区党委发出指示信,指出:鲁西是联系华北与山东根据地的枢纽,是战略上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地区,我党我军必须经常控制,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以打破日军和顽固分子阻断我华北与山东、华中联系的企图。7月24日,朱德、彭德怀也写信给肖华、杨勇和鲁西军政委员会,对加强军队建设,培养干部,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和建立民兵制度、健全军区工作等,做了详尽指示。我抗日根据地军民根据这些指示精神,一面进行整军,一面开展交通破击战,做好反“扫荡”斗争的准备。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8000余人对中心区(沙区)的残酷“扫荡”之后,鲁西地区又粉碎日军对湖西等地区的“扫荡”。日军的连续“扫荡”,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摩擦和向我进攻,以及各地反动会道门暴乱,使我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遭受严重损失,我控制区域缩小三分之二,这是我抗日根据地开始进入困难时期的一年。

  1941年至1942年,全国抗战形势进一步恶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军为了放手南进,稳定在中国的战局,对国民党改采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更加注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作战,疯狂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总力战”的方针,从1941年春到1942年冬连续推行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日军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在军事上,日军一边集中兵力采取远途奔袭、铁壁合围、拉网“清剿”等战术,企图消灭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一边在我根据地周围修筑公路,便于其兵力行进、机动,同时挖掘封锁沟,并沿沟修筑据点和碉堡,以阻断我部队向敌占区渗透,进而向我根据地进行袭扰、蚕食,逐步推进,压缩我活动范围。在经济上实行封锁,严禁敌占城镇物资流向根据地,企图困死我根据地军民。敌人的频繁“扫荡”和蚕食,使我根据地和游击区域进一步缩小,一些根据地变成游击区,一些游击区变成敌占区,形势十分严峻。这时,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压力减轻,即变本加厉地推行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从1941年1月开始,蒋介石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外,更命令其在华北敌后的军队,轮番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并在“曲线救国”的托词下,指使它的某些部队暗通日伪或公开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向八路军进攻,使我腹背受敌,更加重了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困难,再加上1941年前后根据地持续的旱灾,又使我抗日军民经受着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

  在此极端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发出了“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的号召。为了统一对敌斗争力量,以利坚持长期抗战,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批准,1941年7月1日,鲁西和冀鲁豫两区合并,建立统一的冀鲁豫区党委、冀鲁豫军区和冀鲁豫行署(后习称“中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副书记张玺;两区所属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杨得志任纵队司令员员,杨勇任副司令员,崔田民任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纵队政治委员兼军区政治委员。9月初,边区各界代表开会决定成立合并后的行政主任公署,选举晃哲甫为主任。合并后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转变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以克服严重困难,坚持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主要措施有:

  一、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主要领导同志参加同级党委,由党委统一对党政军民的领导。实行精兵简政,节约开支,减轻农民负担;同时在条件允许的地方,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争取生活物质部分自给。进行整风学习,克服以主观主义为核心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倡导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作风和群众路线,以提高应对困难局面的能力。

  二、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设立军区、军分区和县大队、区队及民兵组织,实行主力部队、县区武装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体制。采取“敌进我进”方针,主力部队军队实行分散与集中相结合,以分散对付日军,“扫荡”,组建小部队进入接敌区和敌占区,袭击敌人后方,以策应根据地的反“扫荡”;以集中反击大股伪军蚕食和顽军的进攻。配合军事进攻,开展政治攻势,瓦解伪军伪组织,争取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为我们提供情报,掩护我人员,在时机成熟时把敌人的据点变成我们的“地下堡垒”;在无法做这一点时,至少争取他们“中立”,不主动向我进攻。对顽军,我们也积极做工作,说服他们停止同室操戈,变积极反共为消极应付,进而达到互不进犯,使我能够集中力量对日伪军作战。

  普遍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三、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在农村普遍实行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改革,在不损害地主阶级基本利益的原则下,以减轻对贫雇农和其他贫困农民的剥削;适当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提高其抗日的积极性,并通过基层民主选举,增强其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感。减租减息的工作,有些地方很早就开始做了,但在全区来说,还不够普遍、深入,没有把它放到根据地建设的中心位置上。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返回延安途中,经过湖西地委到达冀鲁豫区党委所在地,对边区发动群众的工作和对敌斗争策略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把认真实行减租减息看成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不被敌人挤垮的根本一环。稍后,冀鲁豫区党委召开边区高干会议,根据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扭转严重形势、巩固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和斗争策略。会后,区党委下大力气领导民主民生运动,深入发动群众。年底,边区经过一年的民主民生运动,基本群众发动起来了,他们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政治地位也有了提高。通过群众运动,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党组织适时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到党内来,发展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在此基础上,实行民主建政,以民主推选的方法改选村长,建立村政委员会,制定初步的民主制度。通过民主民生运动和民主建政,不但极大地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还为更大范围的新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

  四

  到了1944年,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随着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重大胜利而开始战略大反攻和英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已处在崩溃之中。在太平洋战场,美国军队把战线推进到距日本国本土更近的海域。华北敌后战场也随着出现了空前有利的局面。日本侵略者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决定打通从中国的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先后从华北、华中抽走大量兵力。日军用于这一地区的兵力显著减少,战斗力大大削弱。在此地区虽然尚有15万伪军,但由于经常处于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不断的军事打击之下,军心动荡,士气低落。而我冀鲁豫区广大军民经过1941年到1943年的反“扫荡”、反“清剿”、反“蚕食”的艰苦斗争,根据地已得到初步恢复、巩固和发展。整风学习的进行,提高了领导成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驾驭复杂环境的能力。民主民生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加上生产救灾工作的胜利进行,克服了经济上严重困难,增强了支援抗日游击战争的物质基础。这些都显著地改善了冀鲁豫边区对敌斗争的条件。

  但是,这时冀南区和冀鲁豫区相比,冀南区的敌情要严重得多。为了适应南缓北紧的形势,统一和增强对敌斗争力量,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通称平原分局),书记黄敬,统一领导冀南、冀鲁豫两区工作(后习称“大冀鲁豫”)。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和统一的冀鲁豫行署,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副司令员王宏坤、杨勇;行署主任孟夫唐。两区合并后,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团结全华北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准备反攻,迎接胜利”的方针,冀鲁豫边区军民在分局的领导下,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逐步由以游击战为主转为以运动战为主,由较小规模的攻势作战发展为全区规模的攻势作战,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地方和部队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整风学习;进一步转变党的作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同时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为部队作战提供物资保证;继续广泛入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在运动中发展党组织,改造村政权,组织民兵和健全各种群众组织,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

  从1944年春季开始,在粉碎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最后一次规模不大的“扫荡”之后,敌人再也无力向我发动进攻。而我全区部队则以军分区为单位,连续向日伪军发起战斗、战役攻势。首先扫除根据地周围的碉堡、据点,填平封锁沟,继而向据守城镇的日伪军发起进攻,在消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打通了各根据地内部的间隔和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进入1945年,根据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中“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不可能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的号召,冀鲁豫分局和军区决定于1945年春、夏,对边区日伪军盘踞的城镇和据点继续发动攻势作战,连续攻克南乐、东平、阳谷等县城,邻近的堂邑、巨鹿、广宗、馆陶县城亦为我收复。至此,冀鲁豫边区第一、四、七、八分区间,除聊城至临清一线尚为日伪军盘踞外,其余广大地区已连成一片。并且扩大了陇海铁路南原有的水东地区(5),开辟了水西地区。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我敌工部门加强了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为战略反攻做准备。

  1945年5月9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冀鲁豫军区组成南、北、中共三路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日本于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由于美、蒋、日、伪合流,阻止日军向我军投降,且日军逐渐集中到大城市,因此,我军每攻一地,均遭到日伪军的顽强抵抗。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中城市及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巩固扩大解放区,并注意发动群众,组训部队,准备应付新局面。冀鲁豫军区重新调整部署,我三路大军分别向盘踞我各块根据地之间和根据地周边中小城市的日伪军,发动猛烈进攻。经过一个半月的反攻作战,冀鲁豫地区除兖州、济宁、菏泽、聊城等少数县城尚为敌人盘踞外,东起津浦铁路,西至平汉铁路,纵横千里的广大地区已为我控制。在反攻作战中,冀鲁豫区的武装力量有了迅速的发展,成千上万的民兵升级为地方兵团,不少的县大队、区队升级为主力兵团,全区地方武装和主力兵团由原来的4万多人,增加到10万多人。

  五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全区军民蒙受重大损失,其中除物资方面的巨大损失之外,被敌人杀死、敌特暗害、敌人制造的灾害致病、致饿而死、流亡失踪、被抓壮丁长期未回者,共133万余人;遭敌枪伤、拷打致残者共113万余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边区军民英勇作战,不仅牵制和消耗日伪军数万兵力,消灭大批日伪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与自伪军的夹击,创建和发展了一支包括主力兵团和地方部队在内的10万余人的人民军队,还有更多的人民武装执行者配合主力作战和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双重任务。这支军队从人民中产生,又不断从人民中获得补充。它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严明的纪律,受到人民的热爱,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真正的人民军队。这支队伍配合各兄弟部队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在以后捍卫抗战胜利果实、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神圣事业中,做出重大贡献。

  冀鲁豫区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的洗礼,特别是经过深入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运动,经济上有了改善,政治上翻了身,政治觉悟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组织起来,形成在农村占居优势的政治力量,是人民军队取之不尽的人力、物力的源泉和强大的后盾。

  在八年抗战中,创建了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这个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联系群众,廉洁奉公,深得人民的拥护。在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领导组织下,发展了经济,创办和发展了新型的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其它文化事业。根据地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它同各抗日根据地一起成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雏型。党和军队依托这块根据地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进攻,并在以后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

  经过八年抗战,边区党由抗战前期的大发展,到困难时期的缩小再到新时期的发展、壮大,这中间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牺牲了,也有一些党员经不起考验离开党的队伍,或脱离党、脱离革命,使党员的数量有所减少,但保留下来的党员经过艰苦复杂的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更坚强了,党员队伍的质量提高了,同时在斗争中又有更多的先进分子补充到党的队伍中来,使冀鲁豫区的党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领导力量,成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

  组织农民利用冬闲学文化

  六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我们仍然会想到那个时期,会留恋那个时期的许多东西。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族侵略由屡蒙耻辱到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转折,是中国人民由黑暗走向光明、走向复兴的伟大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各族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锻炼和发展了党,壮大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启发和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同时还取得了建设国家的宝贵经验,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直到今天仍然熠熠生辉,显示着它的旺盛生命力。

  共产党员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让他们在任何艰难险阻的形势下,不退缩、不弯腰,勇往直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视死如归。在艰险的战争环境中,不为敌人的利诱所惑,不为糖衣炮弹所动。在胜利时,不忘乎所以,不居功自傲,不向组织伸手要名要利要权;在遇挫折时,不悲观失望,不互相埋怨、互相拆台而使组织分崩离析。在党组织内部,上下关系、同志与同志关系,从总体上说,生动活泼,和谐融洽,坦诚相处,亲密无间,既有互相帮助,也有互相监督。下级对上级既有尊重,又能坦诚建言,相互交心,当然也有例外,每当搞政治运动的时候,往往出现极左,使党内关系失去常态,湖西“肃托”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是我们应该牢记的沉痛教训。但是,瑕不掩瑜,应该说抗日战争时期的党风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全党既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纪律,各地方党组织又能从当地实际出发,比较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从而形成一个紧密团结、有蓬勃生机、有战斗力的统一整体。

  我们的党和军队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善于从当时当地的敌情、我情和社情出发,裁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例如在军事上,随着敌后战场的扩大,我军由山地游击战向平原游击战的发展;主力部队地方化,实行敌进我进、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方针等。在社会政策上,由内战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地主阶级,到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不损伤地主阶级基本利益的减租减息。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实行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原则。在没有任何黄金和外币储备的情况下,根据地内成功地发行流通货币。如此等等,显示出党和军队可贵的首创精神。

  党和军队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形同鱼水。八路军战士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人民群众为了掩护党政干部和八路军战士,不惜牺牲自己亲人的性命,涌现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在敌我激烈对立的战争环境中,由于人民群众的普遍掩护,根据地内能够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真正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至于党政军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更堪称表率。当然,党的队伍和革命队伍并非一尘不染、铁板一块,党和革命队伍中也有叛徒,也有落伍者。但这种人是极少数、极个别的。这首先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参加党和革命队伍的人,绝大多数都抱有革命的理想和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准备。他们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享受,所以,他们既不怕枪弹,也不怕糖弹。其次,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和监督抓得很紧,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回避、迁就、姑息。再就是党员自觉严格要求自己,随时以党员的标准对照自己。这种上下左右的监督和自我严格要求,防微杜渐,使党的优良作风得以长久保持。

  现实脱胎于历史。中国共产党倡导马克恩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包括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品德,以及他们所制定并成功执行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对中国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扬。同样,今天我们党中央所总结和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包含了对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在内的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扬。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改革开放,对于形成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都有借鉴和促进作用。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和持久生命力就在于此。我们对鲁西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史的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深入解剖一块抗日根据地的方方面面,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和体会那个历史阶段的伟大革命实践,发挥资政育人的功能。

  建国伊始,党和军队就着手党史军史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各级都成立了党史和军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广泛搜集资料,编印大量出版物,硕果累累。历史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有许多工作要继续做,而且常做常新。有些资料还需要抢救,特别是亲历者的口头资料。有许多问题还有待做进一步研究,而且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那时的人和事,更准确、更科学、更深入、更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和传承优良转统,以冀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所补益。

  注释:

  ①这里所说的鲁西北地区系指山东省第六区所辖聊城、莘县、唐邑、冠县、阳谷、朝城、观城、濮县、范县、寿张、茌平、博平等12县和第四区所辖临清、丘县、馆陶、恩县、武城、夏津、禹城、平原、高唐、清平等10县。

  ②这里所说的泰西地区系指津浦铁路泰安段以西、黄河以南、汶上和宁阳以北地区,包括泰安西部和肥城、长清、平阴、东平、东阿、汶上、宁阳等县。

  这里所说的湖西系指微山、昭阳、独山、南阳四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山东省所属的金乡、鱼台、嘉祥、单县、巨(野)南、成武;江苏省所属的丰县、沛县、铜(山)北;安徽省所属的萧(县)北、砀(山)北;河南省所属的虞城等。

  这里所说的鲁西南地区的范围包括:曹县、定陶两县全部和菏泽南部,原属河北省的东明和河南省的东垣、考城县的东部,南抵陇海铁路。

  ③运西地区系指京杭运河以西,以山东郓城为中心的鄄城、巨野、菏泽(西部)、嘉祥、濮县(南部)、汶上(西部)、东平(西部)、寿张(南部)一带。

  ④直南,指原直隶省南部地区,其范围大体是河北省邢台以南,黄河以北平汉铁路两侧的原大名府和顺德府所属地区。

  这里所说的豫北,指河南省北部原彰德府(今安阳)所属的安阳、磁县、临漳、滑县、内黄等县。

  ⑤水东,泛指河南省东部的瞧县、杞县、太康、通许、尉氏、扶沟、西华、淮阳、柘城、宁陵这一地区。1938年6月蒋介石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黄河改道流向淮河,因该地区位于黄河以东,故称水东。下文中的水西,也由此而来。

  (作者系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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