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损失惨重，也无心恋战，整顿后继续向西进发。

　　我和张玉枢等来到战场，有伤情的战士们急需救治，张玉枢安排我赶快设法救治伤员。我找来四位老乡，拆了门用门板做成担架，将伤员抬到城后村诊所救治。医生在施救时，我到村里向老乡们募捐鸡蛋喂伤员。即便如此，战友于占奎最终还是医治无效牺牲了。没过几天，临沂特委书记韩去非送来了80多套新军装，由我分配给一大队的战士们，鼓励大家积极抗日。

　　上线牺牲，我丢了党籍

　　再说说我的哥哥周恩荫，1938年的9月份，我们一大队在古城村驻防，一位扛着铁锹的便衣被我们发现了。哥哥周恩荫上前，与这名便衣厮打在一起，最终制服了对方。事后，哥哥将这名便衣押送给了张里元。为了鼓励哥哥这种积极抗日的行为，张里元嘉奖给哥哥300块大洋，哥哥将这300块大洋送给了牺牲战友于占奎的家属，算是一份抚恤金以宽慰其家人。

　　1938年9月的一天晚上九点左右，我与张玉枢等五人来到古城村东南麦场，张玉枢提议筹备成立临沂城西党支部，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领导城西党的各项工作。张玉枢还反复交待大家，“越是危险的环境下越要严守党的秘密，严守同志们的身份。”现场，由张玉枢作为我的介绍人，介绍我入党，还记得当时我郑重宣誓：“为了拯救中国危难，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效忠国家、民族，拯救劳苦大众……”

　　我入党不久，家中母亲身患重病需要人照顾，我便申请回家。回家前，张玉枢交待我，即便回了家也要经常与组织保持联系，做好地方侦察工作。

　　回家以后，1939年秋，鬼子在城前村公然残忍迫害一名八路军干部，我了解情况后及时向一大队汇报，很快，张玉枢带着50多名战士与鬼子在村外麦地里展开一场恶战。1939年12月，我们村一位姓韩的村民家里办喜宴，临沂城的40多名伪军路过时抢走了喜主家的粮食和酒席。我及时向一大队汇报了情况，张玉枢带人在村外守着，看到汉奸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准备回城时，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1940年10月，我侦察到在罗庄窑南头村驻扎有50多名汉奸，这股汉奸战斗力较差，我带头引路带着一大队部分战士分别在通往窑南头村的临沂城、兰陵县、汤庄三个方向的路上设下埋伏，一大队主力人员端了这个伪军据点，缴获50多杆枪和5匹战马。

　　回到老家后，我的另一项任务是在杭头村的抗日小学当教员，教孩子们学知识、唱抗日歌曲，让大家都认清鬼子的嘴脸。为了安全起见，没过多久，我从杭头村转到罗庄的齐家庄村抗日小学继续当教员。

　　一大队明面上属于王洪九的部队，其实已经逐渐发展成了我党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力量。1939年，临费边区国民党积极反共，张玉枢曾秘密派人到中共鲁南三地委汇报情况，要求把一大队拉出来，因条件不成熟未果，但从此受到王洪九等人的怀疑。1940年6月，王洪九的部队驻在方城，张玉枢的一大队驻在罗庄的涧头村。王洪九连续下了两道命令给张玉枢，调一大队人马去方城帮防，张玉枢没有去。于是，王洪九下了第三道命令，张玉枢这才被迫带人前去，结果去了没几天，我就得知他英勇牺牲的消息。张玉枢作为我的直接上线，他的牺牲让我悲痛欲绝，我也因此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我的哥哥周恩荫当时参加了东进支队，在蒙山前的抗日战斗中负伤，后经医治无效牺牲。

　　自从张玉枢牺牲以后，我尝试了很多次都没能和组织取得联系，我虽然加入了共产党，但是现在是没有党籍的。后来，我在家开了个诊所，义务为乡亲们看病、针灸，一直生活到现在。

　　口述：周恩恒整理：车少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