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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前线信息奏战斗强音 战争年代胶东军区的《前线报》

2015-05-29 13:53:00来源: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作者:于浩

  胶东部队的《前线报》,自1939年9月创刊至1951年10月停刊,整整经历了十二个春秋。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在党的领导下,紧紧和广大指战员结合在一起,始终站在斗争前线,以特殊的战斗武器,汇前线信息,奏战斗强音,奋力鞭挞敌人,热情讴歌自己,充分发挥了胶东部队党委喉舌的作用,胜利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它的光荣使命。

  《前线报》在斗争中诞生

  1939年,胶东我军一方面要粉碎日寇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频繁“扫荡”,另一方面又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的军事磨擦。面对这种复杂的斗争局面,胶东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同敌顽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的胜利。不仅巩固和扩大了以大泽山区为中心的平(度)、招(远)、莱(阳)、掖(县)抗日根据地,而且在斗争中,各地方的抗日武装,也以燎原之势蓬勃地发展起来。为了加强对胶东地区(除五支队以外)各地方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1939年秋,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山东省第三军区。新组建的军区机关决定筹备出版一个报纸。“创刊号”的筹备出版工作会议,由当时的军区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同志主持,在军区驻地南招县山里曹家村举行。除研究办报方针和指导思想外,给报纸定名为《胶东前线》(1941年8月,《胶东前线》更名为《前线报》,以下均称《前线报》)。印报没有油印机,招远县指挥部把自己的油印机送给了政治部。创刊号由仲曦东同志写发刊词,用油光纸印刷,第一期报印刷不足一百份,《前线报》的“创刊号”就这样同部队见面了。

    《前线报》在战斗中成长

  1940年春季,军区部队为配合招远县人民的武装起义,在犁儿埠计顽(顽固派)战斗中打了一个大胜仗。为了庆贺这次作战的胜利,刚创刊不久的《前线报》,用红色套版很快地出了祝捷专页,对战后的工作也进行了及时有力的指导。此后,《前线报》由过去的不定期出版改为周刊。同年,在粉碎日寇“六一”大扫荡的频繁作战中,在部队东上的长途行军中,《前线报》都坚持了照常出版,或出版了“战时专页”。

  1940年9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三军区改番为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前线报》即由第三军区的机关报变为五支队的机关报了。为不断提高《前线报》的质量,翌年8月,胶东部队结合五期整训,对报纸工作进行了一次改革。政治部成立了党报委员会,委员会的书记是仲曦东同志。委员有李长发参谋长,田光科长、徐允一科长、辛冠吾科长等。委员会于8月21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根据山东纵队政治部关于报纸工作决定的训令,作出了关于加强党报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前线报》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主张,指导军、政、供、卫工作,发扬部队的进步、优点和成绩,纠正不良倾向,介绍工作经验,解决问题,反映部队生活的党的机关报”;决定将《胶东前线》改名为《前线报》;明确了《前线报》的主要对象,是部队全体党员和干部、战土;同时正式组建了《前线报》社,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以胡铁生、吴承先、鲁萍、毕曼萍、邵英、任克加、张绍华、李新华、张战戈等同志为委员;吴承先同志为主任委员。同年12月,编委会又正式发出通知,增补王云九、李勿林两同志为编委会委员。统一领导编印当时胶东部队出版的《斗争前线》(党内读物、月刊)、《战士朋友》(画刊、三日刊)、《大众电讯》(很快即停刊)等几种报刊。通过这次改革,《前线报》的面目为之一新。首先是大块文章少了,生动活泼的短文多了,内容同部队作战和工作结合得更紧了。其次在形式上,由原来用油光纸印刷,改为用大板纸印刷,由原来每期两版改为每期四版,并决定每周一期。改进后的《前线报》,无论是在胶东部队发起的对敌攻势作战中,还是在反扫荡作战中,都越来越显示了它的巨大作用。1942年5月,胶东军民发起了一次以讨伐顽固派赵保原(国民党鲁东司令兼暂编十二师师长)为主的新的反投降斗争。为了适应作战的需要,《前线报》出了《前线快报》和“战时版”,从《为争取新的反投降的胜利》、《把赵保原消灭在万底以外,不让他去投鬼子、当汉奸》的社论,到《战时对外宣传工作》、《战场瓦敌口号》、《战场趣闻》,以至《为什么禁用赵保原的钞票》等文章应有尽有。有一篇短文,是引用五支队政治委员林浩同志讲的“有一个团结的共产党,不怕十个赵保原”的一句话作标题的,文中专门论述了在反投降斗争中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内部团结的重大意义。在这次战斗中,我取得了很大胜利,尤其是大夼一战,拔掉了赵保原“心脏”周围的许多据点,摧毁了他的后勤供应基地,使军心、民心大振。《前线报》不仅及时报道了大夼之捷的战果,军区首长的嘉奖令,《大夼战扬拾零》等,而且还连续报道了《模范的政治战士》、《机动灵活的青年干事》、《白刃战中的好汉》、《只有前进、抉不后退》等许多英雄事迹。大夼战斗后,赵保原又勾结日寇向我出击,企图挽回其失败命运。胶东部队于“五二一”战斗中,一举击退敌、伪、投的联合夹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次作战中,我军一团三营青年模范营长郭崇福同志壮烈牺牲。为此,《前线报》专门发表了《学习郭崇福》、《纪念郭崇福》等社论和文章,介绍了郭崇福的生平事迹,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他坚强的党性,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坚毅不拔的革命毅力,英勇果敢的战斗作风,和深入实际的工作态度。同年冬季,日寇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拉网”大扫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前线报》仍坚持出了“战时版”,先后报道了许世友司令员在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关于怎样进行反扫荡》的动员报告,刊登了在反扫荡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需要立即进行的几项工作》,以及反扫荡中的支部工作、敌伪军工作、民兵工作等指导性文章。日寇的这次扫荡,使胶东军民遭受了巨大牺牲。其中尤以马石山的大屠杀更加惨绝人寰。为了激励全胶东八百万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奋起为死难烈土复仇,翌年1月21日,马石山死难军民公祭大会开过后。《前线报》又连续报道和宣传了在反扫荡中,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以身殉国的十六团政治委员张寰旭、参谋长陈子英、军医处处长兼政委夏云超、西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于己午、参谋长于一心等同志的生平及其模范事迹。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决向先烈学习,并誓为他们复仇”。同时,还刊登了前线报记者和通讯员采写的《突围的一天》、《打光最后一粒子弹》、《誓死也不向敌人屈服》和《把敌寇兽行告诉全人类,别忘了马石山、崂山死难的军民》等通讯,以及公祭大会和展览会的实况等。通过这些宣传,“更加激励了广大军民斗争精神,坚定了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同时,也“给敌人在政治上以严重打击”。这使《前线报》的威信在部队中空前提高了。《前线报》有时误了期限,政治部就会接到许多同志来信询问。1942年6月下旬,山东纵队五支队改番为胶东军区。自此,《前线报》又由五支队的机关报变为胶东军区的机关报。为了部队使用的方便和容绰更多的经验材料,《前线报》也由周刊改为旬刊,由原来的单张四版改为三十二开铅印本,主要供排以上干部阅读。1943年12月1日,为了加强报纸的鼓动性和时效性,《前线报》又由三十二开本改为报纸型。报纸的版面也作了重新调整:一版为新闻版,二、三版主要刊登指导性的文章和经验,通讯,四版为“战士园地”,后又增加了一个“工农干部习作”专栏。1945年,军区党委成立党报委员会,以加强对报纸工作的领导。委员会由军区政治委员林浩,副司令员吴克华、政治部主任彭嘉庆、副主任欧阳文、参谋长贾若瑜、政治部组织科长严政、政治部宣传科长谭右铭等七位同志组成。彭嘉庆同志为主任委员。与此同时,军区政治部也作出《关于加强党报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加强部队的读报、用报工作,规定军区机关的大部分指令性文件,要通过报纸直接同广大指战员见面,各部门对报纸上刊登的指示、决定等,要象对待盖有红色印记的内部文件一样,坚决地贯彻执行,各级军政领导干部,在每次大的战斗和工作任务完成后,均要直接向党报供稿,最低每三个月要写一篇稿件。重申了要加强通讯报道工作,对已有的通讯组织要进行整顿,要经常召开党报通讯员会议,检讨和布置通讯工作,加强对工农和战士通讯员的培养,并规定各级政治机关每半年要组织一次党报测验,进一步阐明了《前线报》的记者,是由军区政治部派赴部队进行党报通讯工作的政治工作人员,他们有调查采访部队作战和工作的权利,各部队对记者的工作应给予大力支持,同时,记者也要尊重和接受各级政治机关的指导;《决定》还进一步明确了《前线报》的对象,主要是团和县,区地方武装韵排以上干部,等等。在《决定》颁发的同时,从184期开始,《前线报》由旬刊改为五日刊。

  党报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不仅经常过问报社工作情况,帮助报社制定宣传方针,指导报纸的业务工作,而且还能亲自为报纸撰写重要稿件。如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党报委员会委员欧阳文同志,就曾为报纸撰写了许多篇重要的专论、代论和评沦。他在1944年为《前线报》写的《以英勇保卫麦收的胜利纪念“七一”》、《防止与纠正生产节约中的两种偏向》、《深入整风学习,加强整风领导》,《爱护党报,运用党报》、《在练兵中贯彻拥干爱兵运动》、《注意到城市后的政策纪律问题》等文章,对于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前线报》一直归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门领导,因此,历届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宣传部长也都是《前线报》的直接领导者。早期的宣传科长徐允一、刘汉,谭右铭、副科长由履新等同志,后来的宣传部长张加洛、李江等同志,不仅直接领导了报社的各项工作,而且还亲自为《前线报》撰写了不少文章。由履新同志在1941年——1942年几个月的时间里,即在报纸上发表了《新形势下的宣传工作》、《以新的经验丰富文娱工作的内容》、《对宣教工作总结的意见》、《赵投求助敌人,逃脱不了他必然死亡的命运》等七八篇文章。宣传部长张加洛同志,在他任职两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内,亲自为《前线报》撰写了三四十篇重要的社论和文章。1947年,机关部队进行“三查三整”时,他为了在实践中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子和方法,亲自下连队蹲点,总结经验,然后,又把这些经验,通过《前线报》介绍出去,从而使“三查三整”的工作得到了有力的指导。初创时期的《前线报》,人手很少。开始只由宣传干事毕曼萍同志一人负责,他既管报纸的编辑,又兼刻蜡版和付印。1940年初,调入鲁萍同志,由于他的钢笔字和毛笔字都写得好,所以一到职,仲曦东主任就指定他重新题写了《胶东前线》的报头,后来又题写了《前线报》的报头。毕曼萍同志有时忙不过来,鲁萍同志等也协助他做些版面的设计和装璜等工作。同年4月,又将北海军分区的曲中一同志调到军区政治部宣传科为《前线报》缮刻蜡版,不到一年,又调出宣传科。这种基本上一个人办报的情况,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41年8月,报社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以后,在编委会主任吴承先的主持下,报社的办报力量才逐步得加了强,保证了《前线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胜利完成了出版任务。1943年春,五旅和胶东军区合并后,原五旅的《军人周报》和军区《前线报》的两支新闻力量及通讯队伍也相应的汇合到一起。原《军人周报》的编辑姜浪拂和军区政治部的刘庆之两同志调政治部宣传科编《前线报》。1944年以后,先后有仇天钧、刘达、巴翌、曲晴波(曲波)、曲中一、王正儒、经纬等同志任《前线报》的编辑、记者和通联工作。《前线报》的全盘工作则由姜浪拂同志负责。日本投降后,姜浪拂同志被任命为《前线报》的主编。从这年冬天起,又陆续从机关、部队、学校中,调来王祥、夏来、宋志明、刘皋、王素之、舒适、汤昭仪、于佩兰等同志;1946年春天以后,又先后调来魏治乎、孙浴之、丛笑难、鲁植、林智明、周树熙、宋黎、严枫、王岚、张叙五等同志到报社担任编辑、记者或通联工作。1947年春,姜浪拂同志被任命为政治部教育科副科长兼《前线报》社社长。姜浪拂同志在主持报社工作期间,很重视报纸的言论工作,还强调文稿要短小,长文要削短,力求做到口语化、大众化,以使报纸更好地适应战争的特点和读者的爱好。1945年上半年,在他的倡议下,选择曾经在《前线报》上刊载过的较为优秀的典型战例、战斗英雄事迹和拥政爱民小故事等,编辑出版了一本《血战八年的胶东子弟兵》小册子,成为记载胶东军民战斗业绩的宝贵史料。这本小册子,在抗战胜利以后,又由进军东北的胶东部队带到东北新解放区,由辽东新华书店印刷,在军内外广为发行。

  解放战争开始前后,报社原有的一些老同志,陆续调到野战部队或山东军区工作。1948年姜浪拂同志调走,丛笑难同志被任命为报社副社长。随后,又从机关部队中,先后调进范子厚、姜中桂、于志欣、于祝三、王普润、马则恕、马诚、李少白、孙友宏、迟文石、吴专诚、傅正友、宁敏中、徐光、丁玉志等同志到报社担任编辑、记者和通联工作。丛笑难同志在主持报社工作期间,除亲自动手撰写了许多重要的社论、文章外,还特别重视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新闻业务,不断总结办报经验,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从而使报纸工作各个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由于报纸工作成绩优异,丛笑难同志被评选为胶东军区“模范机关工作者”,《前线报》社荣获胶东军区和山东军区领导机关颁发的奖旗。

    依靠前线的指战员

  《前线报》在创刊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没有通讯组织。从1941年12月起,才确定各团(营)的宣传股长和教导员,均为《前线报》的当年通讯员。为进一步加强通讯报道工作,报社召开了一次通讯员座谈会,仲曦东主任在会上作了关于加强通讯工作的报告”。1942年春季,《前线报》又组织了一次“通讯竞赛”活动,这次通讯竞赛,在“看谁通讯最多,看谁通讯最好”口号的鼓舞下,对全区部队的通讯报道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4年1月7口,党报委员会发出“启事”,明确提出;“为加强《前线报》的通讯工作,迅速反映部队情况,除各级政工人员、各级特派员、敌工人员均为《前线报》当然通讯员外,并增补以下同志为特约记者:赵工、朱兆丰、黄仲哲、李江、由履新、孙济鲁、孙超、王年、牟秋凯、郝宇明、孟凡、乔屹、鲁植、罗义推、常勇、于华、虞棘、李善一。还增补了58名特约通讯员。要求特约记者每月写通讯8至10条;特约通讯员写通讯5至8条。1944年4月,报社又先后在各分区和各团中,建立了通讯分社和通讯小组,并聘请了888名党报通讯员。后来,又通过经常地召开通讯员会议,在报上介绍通讯工作经验,结合开展文艺创作和文化学习等方法,培养通讯骨干,使通讯队伍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从1945年冬季开始到1946年,报社分工了4名同志专管通联工作。为了密切报纸与领导机关的关系,1948年12月又在军区机关和各团以上的军政干部中,聘请了一批特约通讯员,像东海军分区副政委任克加、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加洛、保卫部长张战戈、警备旅政治部主任张绍华、军区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赵则三、东海军分区卫生处政治委员王国祥等同志,他们都以对党报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为《前线报》撰写了不少有份量的文章,对指导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前线报》的发行工作,在1944年之前,没有固定印数。1945年4月《前线报》出刊二百期纪念时,军区政治部发出通知,扩大了《前线报》的发行范围。确定:除军区机关外,分区和兵团及后勤首长每人各发一份,政治处、参谋处各发两份,兵团和分区司、政、供、卫各部门的科,股各发一份;每营(县大队)营部发两份;兵团、分区县以上的武装组织,每连发四份(发至排);每个区中队发两份;各集训单位,凡是训练连以上干部的,每班发一份,集训班、排干部的,每排发一份,战士集训队与一般连队同。以后随着胶东部队的扩大或升级,《前线报》的发行数字也时增时减。到解放战争的后期,《前线报》已由发至排扩大到发至班。

  《前线报》的印刷,很长时间都是由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社印刷厂代为印刷的。由于印刷任务越来越繁重,军区政治部于1948年开始组建自己的印刷厂,规模很小,设备也不全。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军管会批准查封了反共喉舌《大民报》,由丛笑难同志率领印刷工人接管了《大民报》的印刷设备,军区政治部的印刷厂才初具规模,更新了模糊不清的旧铅字,增加了印刷机。工厂由管理科负责领导。1950年随军区领导机关迁到莱阳。

  至于《前线报》的稿酬,自它创刊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是没有的,后来虽然有了一点,标准也很低。1945年6月,报社发出了《增加稿费的通知》,规定稿费发给的标准是:社论、专论每篇5—10元;特种稿件每篇7—15元;短论每篇2元;战土、工农干部写作每篇3—5元,通讯及一般论文以宇数计算,每千字3元,新闻500字以内者1元,超过500字者按通讯计算。各机关的指示、决定、训令、通知等无稿费。以后,随着物价和供稿等情况的变化,稿酬标准也相应地作过一些调整。

  《前线报》就是这样在斗争实践中,使自己各方面的工作,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成为一个被广大指战员所公认的“可读、可信、可亲“的报纸。

  《前线报》始终战斗在前线

  翻阅一下《前线报》,首先给你最深的印象是,这个报纸刊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公文指示是相当多的。诸如:《中央军委对各军区、各分区关于军队官兵关系问题的指示》,《关于反内战基本动员口号》等。在这些命令、指示,决定、通知等同部队见面后,报纸又及时报道各部队贯彻执行的情况、经验和问题。这就使广大指战员能够直接昕到上面的声音,也使各级领导机关,能够洞察和了解下面的情况,从而做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把领导意图真正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紧密地结合每一个时期的形势、任务和部队的思想实际,及时有力地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指导,是《前线报》的又一个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每当新年和其他重大节日来临时,《前线报》总要单出一期装璜得比较漂亮的专刊,通过社论、文章或首长写信、题词等形式,一方面总结和回顾过去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对今后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要提倡什么思想和反对什么倾向等,提出奋斗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前线报》尤其重视通过言论工作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指导。1941年秋季,胶东部队讨顽反投战役发城决战胜利后,《前线报》针对在胜利形势下部分同志一度出现的和平麻痹思想,发表了《扫除政治思想上的松懈和大意》的社论,指出“苦斗了半年,一旦决战获胜,大快人心,其乃势所当然”但是,“决不应为胜利冲昏了头脑,“把投降派视为无反攻之力,把目前的胜利当成是最后的胜利”。并指出“任何轻敌的估计都是思想上、政治上松懈与大意,满足和骄傲的反映,此种现象一遇到新的事变和严重困难,便会一变而为惊慌失措”。相继,《前线报》又报道了五支队王文政委和王彬支队长在直属队干部会上所作的动员报告,这两个报告详尽地分析了敌我的斗争态势,估计了形势的发展变化,号召全军指战员“加紧准备一切力量,随时准备给敌人以有力打击,为粉碎投降派的新进攻,争取新胜利,建设新胶东而努力奋斗”,日本投降后,《前线报》针对有些同志认为“从此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了”,“军队可以解散回家,钢枪可以用来打鸟了”等错误思想,及时发表了题为《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但革命尚未成功》的社论,根据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观点,深刻阐述了解放区人民斗争的胜利同全国人民斗争胜利的关系,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同国内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斗争胜利的关系,明确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只是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任务,还必须继续努力,艰苦奋斗,才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任务,并尖锐地提出“谁如果不认识或忽视了这一点,就有可能变成革命的罪人”。相继,又发表了《在总反攻形势下,我们要坚决反对刘宗敏思想》的社论,并介绍了有关的历史资料,教育广大干部、战士牢记李自成进京后的历史教训,防止与纠正在新形势下可能滋长的贪图安逸享受,不讲政策,脱离群众等“纷纷然,昏昏然”的刘宗敏思想。1946年1月,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定,“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提出后,部队中不少同志的思想又一度处于混乱状态,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国家化”会不会把八路军、新四军也“化”成国民党的军队?针对这个问题,《前线报》接连发表了《军队国家化的思想为什么打不通》、《大家来算算帐》、《如何正确认识军队国家化的意义,如何为党的利益消除个人打算》等几篇社论,这对于澄清当时干部战士思想中的模糊认识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大家反映说:“《前线报》和咱们的心是相通着的,学了社论和算了帐以后,就象吃了一副清凉剂,一切疑虑和担心全都打消了。”

  《前线报》对部队作战和工作的指导,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和部队的中心任务结合紧密,部队做什么,它即宣传什么。“百日大练兵运动”开始后,大到练兵中的指导思想、训练内容和重点,小到“练兵中的小故事”和“瞄准检查法”等,《前线报》应有尽有,部队要升级整编,报社同志就直接下到部队,或同去各部队的工作组直接联系,连夜组织稿件,从动员、教育经验,到升级部队输送途中应注意的问题,都及时作了介绍。尤其对一些重大战役、中心任务的报道和典型人物的宣传,《前线报》做的工作显得更加出色。1942年1月,胶东部队开展了一次创造“三模”(模范干部、模范党员、模范战土)的运动。为此,《前线报》专门发表了《展开“三模”争夺战》的社论,号召全体指战员,把创造“三模”作为第五期整军的“起点”和“核心”,人人争夺“三模”荣冠,通过“三模”活动,把全军的整军工作带动起来。相继,又连续发表了《创三模运动在猛烈开展中》、《泛滥着争取“三模”的热潮》、《克服对“三模”的不良认识》、《创造“三模”的方式》、《“三模”争夺战中胜利的一群》等文章,从而有力地加强了创造“三模”工作的指导。1944年春季,为了响应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前线报》集中大量的版面,发表了社论、文章,号召全体指战员,加紧生产劳动,节约一分钱、一粒粮,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克服自身的各种困难。接着又报道了各方面的典型。军区召开生产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期间,《前线报》协同《大众报》联合组成大会记者团,发表了《特等劳动模范访问记》组搞,李善一、李恕两位部队美术工作者还特为四位英雄模范作了木刻肖像;他们的木刻绘画艺术曾为战争年代胶东的党报、军报增添了许多光彩。

  1945年2月,胶东部队发起了讨伐投敌叛国的大汉奸赵保原的万第战役。为了搞好这次战役的宣传报道,战前军区政治部宣传科谭右铭科长,亲自召集《前线报》和《胶东画报》的编辑记者作动员,提出了人人要同广大指战员同甘共苦,战斗当中要跟随突击队一起行动等具体要求。为此,记者们在战斗打响前的一个月即下到作战部队了解情况,采组稿件,从战前练兵到战役结束都作了详尽的报道。所发表的战地通讯,对激励指战员们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战斗意志,起了重要的作用。战士们反映:“看了报纸上介绍的战斗英雄事迹,真想学做他们那样的人!”

  在战地采访中,记者们必须到主攻连队去,记者的位置必须是在战斗的第一线,这已成为胶东部队新闻工作者一个优良的传统。1945年对日大反攻开始后,部队在攻克胶县城的战斗中,《前线报》记者王正儒同志始终紧跟十三团主攻连队进行采访。这次战斗打得十分激烈,部队多次受到敌人火力的阻击,人员伤亡较大,连长、指导员负伤,前进受阻。在此情况下王正儒同志挺身而出,指挥火力排英勇战斗,压倒了敌人的火力,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全歼了敌人,夺取了胜利。王正儒同志这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好评,荣立了三等功。

  《前线报》所以深受广大指战员的喜爱,还由于它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园地。《前线报》办得形式比较活泼,内容比较丰富,只要浏览一下《前线报》前前后后所设置的若干栏目就足以说明。《前线报》曾设过“战术研究”、“战时政治工作”、“从实战中来”、“经验研究”、“工作意见”等专栏,用以指导作战和工作。开辟了“传统教育浅释”、“时事解说”、“时事报道”、“名词解释”、“思想漫谈”、“了望台”、“讨论会”等专栏,帮助干部战士进行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学习。为了增长部队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指战员的写作能力,《前线报》曾经设有“科学常识”,“科学研究会”、“地理常识”、“城市常识”、“人民城市”、“寓言故事”、“工农干部作品”、“战土习作”、“小游戏”、“小玩艺”、“故事”、“歌曲”、“谜语”、“组字画”等专栏。在1943年2月份的一期《前线报》的“科学研究会”专栏里,登了一篇《秤砣会爆炸吗?》的短文,是通过某部在大年初二召开的一次讨论会的真实记录,揭露了春节前在部队和驻地群众中流传的一个谣言:说根据地广大军民所用的秤砣全是日本鬼子造的,里边装有炸药和“母电”,敌人扫荡时,只要在飞机上发出“公电”,公电和母电一碰,所有的秤砣就会爆炸,等等。于是,不少人信以为真,惶惶不安。这篇短文,通过介绍什么是电,什么是炸药的知识,揭穿了这个谣言,也帮助干部战士增长了知识。又如一篇题为《鸭子和麻雀》不足百字的短文,说的是某班战士在开讨论会的场地上,亲眼见到一只步履蹒跚的鸭于,竟啄死了一只能跃越腾飞的麻雀,究其原因,是由于这些麻雀常和鸭子在一起觅食失去了警惕,而死于鸭子的突然袭击之下。这个战土亲眼目睹的真实故事,对教育和帮助一些同志克服麻痹轻敌思想,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曾经起到很好的作用。又如:为了发展部队生产和促进生活改善,提高指战员们的健康水平,《前线报》还设立过“生产经验”、“生产广播台”、“卫生小常识”、“小医生”等栏。此外,还有“小经验”、“三言两语”、“批评”、“建议”、“警惕”、“答读者问”、“最后消息”等栏目。值得单独一提的是,“战士朋友”副刊(它曾是独立的一个刊物,后合并为《前线报》的副刊),是最受战土欢迎的一个栏目。通过这个园地,不仅使大家增长了很多文化科学知识,而且还为部队培育了40多名绘画骨干。因此,各连的“救亡室”里,保存最好的就是“战土朋友”副刊,这期报纸如果一旦丢失了,则常会为此发生争吵。《前线报》就是这样赢得了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爱,并成为大家的良师益友。一九五0年元旦,该报读者于崇奥同志在回忆过去一年中《前线报》对他的帮助教益时,曾撰文这样赞颂道:

    “我的老师——前线报,

    在此军民欢度的元旦日,

    我以无比兴奋的心情,

    谨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

    几年来,在您的指导下,

    业务工作由生涩到初步熟悉;

    读报、写稿,

    增长了各种知识,

    提高了写作能力,

    也帮我认清了时局,克服了思想上的和平麻痹。

    当进行每一工作时,

    丰富的材料您及时供给。

    记得——

    四月份军人委员会成立,

    七月份动员部队升级,

    十月份支部领孚统一实施。

    缺乏实践,任务艰巨。

    是您,把各种经验介绍得那样及时具体。

    我的老师——前线报,

    您教育了我,提高了我,

    我衷心地感谢您”。

   

  (前排中间(左4)为胶东军区司令员贾若瑜,中排右1为前报社副社长丛笑唯,后排右起第11人为本文作者。)

  《前线报》还有一个传统作风,它能够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在工作中从不溢美掩过,敢于公开揭露矛盾,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地纠正缺点,改进工作。如1945年1月,《前线报》在认真检查总结1944年工作的基础上,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前线报通讯工作的检讨》,并同时发了一封《给全体通讯员同志》的信,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就对各分社工作的及时指导和对党报通讯员的帮助提高做得不够等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同年4月,在《前线报》出版二百期纪念时,报纸上又刊登了一篇综合报道,集中反映了三分社和东海分区215名党报通讯员,对如何提高通讯员的质量,加强对工农通讯员的培养,整顿通讯组织,改进报纸编辑工作等方面的问题,提出的若干建议和意见。在这期间,《前线报》还以《请你写封信给本报提改进意见》,《读者的鞭策》等为题,不断地在报纸上公开揭露自己工作中的缺点。

  1949年9月,《前线报》在经历了漫长的战斗洗礼之后,以它崭新的面貌,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于青岛市迎来了它创刊十周年的纪念。胶东军区司令员贾若瑜、新华社胶东分社总编辑于生、胶东日报社马路、群力报社官琦、青岛市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于梦尤、三十二军政治部战斗生活报社副社长黄仲哲等同志参加了纪念会。我作为军区宣传部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王集成,还专为《前线报》创刊十周年纪念题词:“坚持真理宣传,发扬英勇精神,团结广大人民,肃清残余敌人”。我作为军区宣传部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山东军区政治部《前导》杂志社和二十七军政治部、《胜利报》社也发了贺电。到会的同志对十年来《前线报》的建设方向和工作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了充分的肯定。而前线报社副社长丛笑唯同志代表报社作的《一年来的工作回顾》报告,其主要内容却同报告的副标题一样:“以检讨工作纪念本报创刊十周年”。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副军职研究员、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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