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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清河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2015-06-23 15:17:00来源: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作者:潘力 张金红

  清河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是1940年3月在临淄南星落村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正式开始的。会议认真贯彻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指示,学习研究了党的指示和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之后,坚持了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对反共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巩固和发展了清河区的抗日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战在清河区的胜利。
    发展进步力量
    1940年4月,清河地委邀请清河区社会贤达人士李植庭、刘春圃、孙鸣岗、刘冠申、李又生等,在广饶临淄边界的李家琚村召开“宪政促进会”,代表清河区民众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民主选举国大代表,实行宪政。这个宪政促进会,是在1939年9月,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期间,陈绍禹(中共)、左舜生(中国青年党)、张君劢(国家社会党)、章伯钧(第三党)、江恒源(职教派)、张申府、王造时(救国会)等七名参政员提出结束党治,实行宪政,保障抗日党派合法地位及政军战时行政机构等7个关于宪政的提案,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了重大反响,在各界人民中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大气候”下召开的。不久,清河区十三个县的数百名代表集会,通过了关于促进宪政及成立各级参议会议案,选举成立清河区宪政促进会。由于宪政运动是全国性的,且各地宪政促进会的不断成立,气势宏大,再加上人民要求强烈,迫使国民党蒋介石作出“实行宪政”的许诺。但是,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根本没有实行“宪政”的诚意,它的一切决议和许诺都是欺骗全国人民的手段。面对日益高涨的宪政运动,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揭露国民党的“宪政”欺骗,另一方面则将宪政宣传接过来,使它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的武器,使宪政运动真正沿着人民规定的路线发展。清河区的宪政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扩大了我党我军在清河地区的政治影响,宣传了抗日正确主张,促进了其他先进组织的相继产生。1940年4月8日,清河区妇救会正式成立。同日,在清河区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后,又将原“苏鲁青年救国联合会清河分会”改建为“青年救国会”。同年12月,妇救会、青救会又同时改名为“妇救总会”和“青救总会”。妇救会、青救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先进群众组织。主要任务是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宣传我党和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对青年和妇女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青年和妇女为抗战服务。清河区妇救会自成立后,积极组织妇女纺线织布,开展放足运动,拥军劳军,号召妇女拥护抗日政权和抗日军队,带领妇女积极为部队做军鞋、军袜、缝制军衣、护理伤员等工作;并积极组织妇女开展动员儿子、丈夫参军参战,开展大生产、粉碎日军的经济封锁的活动。而青救会自成立后,则积极发动青年参加中国共户党领导的各种斗争,参加各级参议会和民主政权的工作。例如在1943年夏,清河区青救总会根据上级关于“开展敌占区青年与团结工作”的指示,选派干部焦英、王瑛等打入蒲台县的教会学校“鸿文中学”,组成地下党支部,利用“合法”活动宣传进步思想,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秘密组织学生到清河区根据地参观学习,提高了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激发了革命热情。两年多的时间发展中共党员12名,发展“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会员200多名,动员争取100多名学生参加了革命队伍。“青年抗日先锋队”也是一支由青救会员中的积极分子组成的用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武装起来的不脱产的半武装性组织。这些“青抗先”队员,思想活跃,战斗积极,对侦察敌情、打麻雀战、挖抗日沟、改造村形、地形立下了汗马功劳。“青抗先”是清河区我党兵源的供给部,大部分参军人员就产生在这支队伍里。
    随着清河区党组织的不断加强和党对群众工作的开展,1940年5月1日,清河区还成立了“第五战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清河分会”等群众抗日组织。这些先进组织和团体的成立,使“三三制”民主政府在清河区成立条件日趋成熟。1940年5月5日,清河区参议会、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成立大会,在广饶、临淄边界李家琚村隆重举行。历城、邹平、齐东、章丘、长山、恒台、临淄、高苑、博兴、蒲台、青城、益寿、寿光、广饶等14个县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清河区第一届国民参议会,景晓村任议长,李人凤、孙鸣岗任副议长;选举产生了联合各抗日阶层的“三三制”政权——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李人凤任专员,王兴国任副专员。会上还试选出刘群等20名“国大”代表。清河区参议会和专署建立后,随即召开了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联席会议,布署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清河区专员公署是清河区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它的建立,对于我党利用政权的力量推动各项抗战工作的开展,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有着重大的意义。同年12月,清河区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李植庭当选为议长,刘群、刘冠甲为副议长。同时,根据上级指示。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改为行政主任公署,选举李人凤为主任,清河区行署辖清东、清西两个分区办事处(1941年1月,经山东分局批准正式公布)。清河区行署在随后的工作中,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先后带领清河区的各级先进组织和全区人民开展了双减增资、优待抗属、救灾抚残、垦荒生产、民兵工作、抗战教育、对敌统战、民主反霸、改造村政权、巩固根据地等多项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抗日战争在清河区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清河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不久,文化救亡协会也正式成立了。这个协会的主要工作是在清河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下,建立各县群众通讯社,组织各县积极创办县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和表彰抗日英雄人物,推动群众性抗日活动的开展。清河区曾建立8个剧团和部分乡村俱乐部;全区建有高小18处,初小1000多处,学生计36000多人;清河区专署教育科及各县政府编写抗日小学课本,进行抗战教育。这对提高少年儿童的抗日觉悟,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侵略发挥了显著作用。
    为推动清河区各抗日群众团体的建设,加强领导,组织全民各界一致抗战,1940年12月,清河区党委在博兴纯化镇召开了工、农、青、妇、文化界联合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清河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至此,清河区经过由弱到强,由小到大,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正式形成了党、政、军、群领导机构齐全,具有较稳固的根据地和较完整的组织机构的重要战略区,成为我山东根据地的7个战略区之一。
    争取中间势力
    清河区党委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主动诚恳地做国民党爱国军政人员的工作,争取和劝导他们与我们党团结合作,共同对敌。在我党统战政策和感召下,清河区的不少有正义感的国民党军政官员积极站到抗日战争统一战线上,走上了革命道路。1940年驻蒲台县的原国民党省保安第九团团长王雪亭率部起义,1942年原国民党鲁北行署直辖第三旅第三团傅瑞五部反正等都是我党统一战线成功的具体体现。
    1938年4、5月,我清河区党委为认真贯彻统战方针和政策,扩大革命力量,针对山东省保安九团团长王雪亭正义感和民族感较强的这一特点,指示李毓祯同志(当时任刘景良部的政训处长,共产党员)以同学关系,多次进行接触和联系,向他讲授革命道理,阐述我党统战的方针、政策、同他一起分析国内、国外的斗争形势,使他在思想上有了长足认识和进步,接受了“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的主张。是年2月,我军首渡小清河后,山东纵队第六军分区司令员马千里同志便多次联系或派人做争取王雪亭团结抗日的工作。不久,马千里又派人带信给王雪亭,把他介绍给三支队司令杨国夫,双方建立了联系。1939年日寇对我后方发动疯狂扫荡,山纵三支队基干营长郑大林带着几个伤员转移到蒲台县,并带有杨国夫司令员的介绍信,将部队的6名负伤战士留交王雪亭处掩护休养,得到了王雪亭的照顾和帮助。上述活动,被国民党保安司令薛儒华(投降派)探知,且又截获了王雪亭与八路军联系的信件,便下令通辑王雪亭,并将其母亲和孩子抓去作人质。八路军三支队杨国夫司令闻知,便派一个骑兵连,打败薛部,用俘虏到的薛部官兵换回王雪亭的母亲和孩子。王雪亭看到共产党抗日救国,恩深义重,决心与国民党彻底决裂。1940年,王雪亭率部宣布起义,主动要求改编为八路军,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是抗战时期山东境内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团级军官。当时,为了统战的需要,八路军三支队领导人杨国夫、徐斌洲等仍让王雪亭部保留原番号,又派政治部主任陈楚、民运科长齐仲华,帮助王雪亭成立了蒲台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举王雪亭为县长。1941年2月29日,王雪亭在博兴闫坊被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独立团。
    而争取盘踞在沾(化)、阳(信)、无(棣)边的国民党鲁北行署直辖三旅三团傅瑞五部,目的是为了扫清我清河区与冀鲁边区联系的障碍。
    对傅瑞五的统战工作自1938年傅瑞五驻防沾、阳、无“52村”(52个自然村落组成)时起便开始了。当时,中共无棣县委负责人傅文沐就以同族关系,多次对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先后派地下党员打入傅部张振东营,在中、下层官兵中做争取工作,以日寇侵华罪恶事实启发其民族觉悟。1939年10月,冀鲁边区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肖华派郭士臣到52村,作为八路军的代表做傅瑞五的统战工战,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促使傅瑞五愿意把八路军当作友军相待。1941年下半年,清河区党委根据斗争形势,决定策反傅瑞五部起义,1942年初,中共沾西工委正式成立后,特派地下党员王荣安打入傅部张振东营,并建立了我党的地下组织,使傅部反正的条件日趋成熟。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工作和爱国教育,终于使傅改变了“举棋不定”、“左右观望”的态度,率部反正,被我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沾棣独立团,使沾化、阳信、无棣的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格局。
    另外,在抗日期间我军还有将青城杨翔南保安团改编为八路军青惠独立团,争取“灭共建国军”第八团司令王道起义,在八大组地区,则争取原国民党退伍旅长刘汉卿合作等等实例,这些实例,说明了我党积极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有效地配合了正面的军事斗争,对开辟小清河北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党倡导和坚持的统一战线,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就是在具有浓厚爱国忠君意识和“武士道”精神很强的日本士兵中,也同样发生了很大影响。参加“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清河分支部”的田中、松木、中野三位日本朋友,就是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感召下,决然站到中国人民抗日阵线上来的,并在开展政治攻势和瓦解日伪军工作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1942年7月,我清河军区先后俘虏了田中、松水、中野等日本兵,通过日常谈话、聊天、文体活动和生活上的特殊照顾等方式,他们切身感受到我八路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通过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有关文章和政策,逐渐改造他们的思想和世界观,通过对敌作战的胜利,使他们看到中国人民必胜和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的前景,促使他们认识到: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只是为一小撮剥削阶级的利益。他们纷纷表示要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于是“清河军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支部”就在这种形势下于1942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了。松木被选为支部长,中野任副支部长。会上并通过了该支部的宣传纲领和《告日本兵书》,表示“誓愿为人类之公敌日本法西斯主义灭亡而奋斗,并愿在共产党,八路军友谊协助下,为日本劳苦人民之自由而努力。”
    有了反战同盟日本同志的参加,我方的敌军工作就开拓了新的领域,有了新方式,发展到新阶段。同盟盟员经常对日军小据点里的敌人喊话和打电话,套取情报和开展政治攻势。编制宣传品是“反战同盟会”的一项基本任务。由于盟员们对日军内部情况很熟悉,且书写的是标准日语,更能有的放矢。为揭穿日本统治者编造的“八路军抓住日军要杀头”的谎言,他们用亲身经历来宣传我军优待俘虏政策。有时候,针对具体对象,写些富有乡土气息的内容;有时候还加些日本人喜爱的插图、漫画和花边……这些形式多样,行式活泼的反战宣传,充分发挥了它应有的战斗作用。而每当战斗间隙整训的时候,也是这些日本同志工作最忙碌而又最愉快的时候。他们都担任各种军事教练,感到能把自己的技术和知识传授给八路军战士,格外高兴,觉得多流一滴汗,就是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多做出一点贡献。行军打仗时,每到一地,只要情况许可,都要在村子里召开大会,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盟员们也在会上现身说法,讲他们现在的工作,表示抗战决心,动员群众参战。群众深受启发,纷纷表示:“连鬼子兵都掉转枪口,还动员咱参军支前,咱中国人民更要团结起来,支援八路军作战,取得最后胜利!”1946年2月,“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胜利结束了它的光荣历史使命。
    打击顽固敌对势力
    历史以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不可抱有任何幻想,只有坚决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敌后抗战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早在1939年4月,党中央、毛主席在关于山东统一战线的工作指示中严肃的指出:“山东统战工作过去退让过多,今后对于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攻击,必须以严肃态度对待,对行同汉奸的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有计划地取得必胜)”。
    1940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五)根据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首长的指示,山东纵队清河第六军分区司令员马千里同志带小分队,首先偷渡小清河,进入了博兴地区,拉开了我军向小清河北广阔平原挺进的序幕。3月3日,敌伪军及鲁北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纠集日伪军500余名,突然出动,将我清河东路部队指挥机关和特务连包围在了博兴县的东王文村,企图乘我立足未稳之际,先歼灭我东路先头部分,再各个击破我分散部队,实现全歼我军于小清河北,黄河以南的广北、博兴、高苑—带的梦想。东王文村战斗是我军开辟小清河北的第一仗,经过一天的激战,到日落时日伪军丢下近百具尸体失败而归。这一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企图,打出了我军威风,鼓舞了清河平原全体军民抗日的斗志,增强了战胜日寇并赢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我军渡过小清河后,痛击日军,连战连捷,发展很快,深受群众拥护。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却愈感不安,1940年5月底6月初,国民党山东省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国民党鲁北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纠集属下周胜芳、成建基、薛儒华、朱仲山、杜孝先等4000余人,组成“剿共联军”,兵分六路,向博兴、广北地区我军进犯。为击退顽固派的猖狂进攻,我军分别由杨国夫、马千里指挥的中路、东路部队立即会合,并急调西路李曼村、韩子恒指挥的部队火速东进;李人凤率队伍从三岔渡小清河北上、经刘官庄、王浩、贺家一战,我军将号称顽军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击溃。同时在小清河南积极配合这一剿共活动的顽军张景月部2000余人向我王高、邢姚、尚家庄一带进犯之敌,也被我三支队基干二营和寿光独立团击退。至此,其它各路顽军不战自退。我军进一步控制了小清河北平原地区,并与小清河南广大地区连成一片。然而,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不甘心这次在广博边界挑起“摩擦”所遭到的失败,自9月起,又纠集刘景良、周胜芳、薛儒华、成建基、张景南、高竹筠、杜孝先、朱仲山等部6000余人,在高苑、青城、滨县、蒲台边区对我军进行围攻。10月15日凌晨,顽军偷袭我新编三旅八团驻地杜家村,谭祖本、李曼村指挥我军将敌击溃。17日,杨国夫指挥三旅七团和特务营,围攻顽军驻地傅家村和史家村,获重大胜利。18日各路顽军纷纷败退。26日,我军又对驻青城王家庄顽保安四团及周胜芳残部发起攻击,毙伤顽兵200余人。1941年6月,何思源再次唆使其属下周胜芳、张景南、傅相坤、成建基、李青山、徐振中等部勾结日伪,并组成7000人的“剿共联军”,南北夹击我军,妄图聚歼我军于广北地区。4日,南路顽军进入我广饶的东、西水磨,被我九团二营击溃;北路顽军于22日进入今东营区境内的成家寨和刘家、周家、姜家一带,当日黄昏在李佛院与我军接火,激战半个小时便被我军击溃。尔后,我军又攻占了姜、刘、周家,敌溃败逃窜。我军随即围攻进占成家寨的保安十一旅一部,敌人不支,向西南和西北逃窜。我军迅速由强攻改为追击,共毙伤俘敌650余名。此役之后,我军与敌顽何思源部以黄河为界,形成了对峙局面。我军北渡黄河、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行动,多次遭到盘踞在以沾化县义和庄为中心的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顽固派的极力阻挠,为从抗战大局出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1941年9月上旬,我清河区党委派三旅政治宣传科长张缉尧为代表,由垦区民主人士刘汉卿陪同,与何思源进行谈判。但何思源坚持顽固立场,拒绝与我军合作抗日,并诬蔑我军“破坏抗战”并狂叫要与我军“疆场相见”。对顽固势力,我党的策略是“有理、有利、有节”,然而,对即反共又阻挠我们抗日的顽固敌对势力则必须进行军事打击。为此,清河区党委、三旅决定北渡黄河,给予严惩。9月21日,三旅七团首先占领黄河南岸的左家庄;22日,我军跨过黄河,一鼓作气解放了义和庄的东大门罗家镇、宋家庄。28日,我军在许世友(后调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刘其人、杨国夫等领导的率领下进抵义和庄东侧的王家集,三旅骑兵连首战告捷,击溃增援义和庄的国民党水上保安一团,击毙其团长李子文。之后我军包围义和庄。1941年10月2日我军发起总攻。3日凌晨攻克义和庄,继而又攻下老鸹嘴、太平镇。敌顽何思源率残部仓惶逃跑。此役共歼敌3000余人。义和庄战斗的胜利结束,标志着清河区平原最大的根据地——垦区根据地的正式形成。1942年6月,清河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会关于“清河区不要丢了小清河南,要坚持小清河南的斗争,组织一定的力量到敌占领区内活动。打破敌人的控制,把敌人的封锁圈打开一些口子”的指示,先后抽调李荆和、王兴国、赵治安、陈景三、陈瑛等同志去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地区,韩洪甫、张维滋到南邹(平)长(山)地区,李铁锋、孙成才到临淄,相炜、程雨村到清东地区。这些同志及其率领的小部队(武工队)在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了巨大困难。象一把把钢刀插入敌占区,坚持开展边缘斗争,组织群众、恢复党的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建立“两面政权”,打击和牵制敌人,变敌战区为游击区,变被“蚕食”区为我隐蔽的根据地,为坚持小清河南阵地的艰苦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河区的“反顽”斗争的胜利,是认真执行党中央“有理、有利、有节”斗争方针的胜利,它的胜利,鼓舞了广大军民共同抗日的信心,孤立了顽固势力,为争取抗日战争在清河区的胜利扫除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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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娜